【南京日报报道】在今年第十届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前，时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的朱绚凌接受了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顺利过关之后，她被任命为中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本身就从事法律工作，也曾取得专业资格，任职前的法律知识考试对朱绚凌来说是否属于“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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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对我进行考核，更多的是要我知道在这个职位上必须依法、依规则办事，非常必要。”朱绚凌直截了当地说。

　　现代城市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软件建设要比硬件建设更为重要，法治环境要比经济速度更为重要，法治化将是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南京市在努力推进城市法治化建设这条大道上，步伐越来越矫健。

　　建法治政府，限制政府权力

　　“在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中，我们将根据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要求，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管理、依法接受监督，扎扎实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7月15日，市长蒋宏坤在“法治江苏”电视电话会议上坚定地说。

　　早在1991年2月，市委就作出了《关于全面开展依法治市的决定》，此后，依法治市一直在南京有条不紊地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市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市逐渐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执法评议考核制、违法责任追究制等大力推行。1999年下半年，又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不断规范。

　　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成为我市规范行政行为的又一次重大契机。去年下半年《行政许可法》公布之后，我市就着手对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即时废止了与《行政许可法》相冲突的6件政府规章和26件规范性文件；与此同时，各系统和部门纷纷检查过去执行的各项部门法规，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作了清理，并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法律，参加法律知识考核。

　　南京贯彻《行政许可法》，绝不仅仅是行政行为的被动改变，更多的是行政理念的主动适应。市规划局局长周岚最近就蕴酿中的规划审批“联审会办”制度向市领导作了汇报，以求得支持。联审会办，就是对规划审批中需征求多个部门意见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分别取消、削减、合并，改原来的时间“串联”为“并联”，预定于今年9月推行的这项改革将大大方便建设单位，缩短办事周期。这只是我市各部门贯彻《行政许可法》众多举措中的一个细节。

　　2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常委会任命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实施办法》，明确以后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在任命前都要经过法律考试。“这标志着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下来。”市人大常委会人代联委办公室主任王抚宁说，自办法通过以来，一共有17名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律考试。

　　政府的法律信用在社会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南京正是从建立良好的政府法律信用入手，带动了整个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最近，市政府法制办起草的《南京市依法行政实施意见》已送到市政府征求意见，《公务员依法行政工作手册》也在紧张编写之中。

　　“大调解”、“三创建”：以法治促文明

　　今年5月，位于秦淮区大全福巷的某酒吧被区公安等部门勒令关门，至此，历时数月的“酒吧扰民纠纷”终于圆满解决。

　　事情要追溯到3月的一天，秦淮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访室接到了有几十号居民签名的“诉状”，反映酒吧噪声扰民，有变相的色情、赌博等违法经营问题。服务中心的成员单位：公安、工商、环保等出击调查，发现居民反映的情况都属实，要求酒吧整改。在多次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公安部门向酒吧发出了“停业令”，还当地居民本来的清静。

　　大全福巷的居民们高兴地称赞：还是“大调解”好。“大调解”这个将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三合为一”的制度，为基层社会依法办事支起一个强有力的调解保障。

　　秦淮区是我市率先创立“大调解”的区县之一，区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就是大调解的载体。这里有19个成员单位，信访、司法、综治办、公安四家常驻单位有7名干部派驻中心，每天接待来访、调解矛盾纠纷。从2月20日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待群众来访853人次，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103起，已调结62起。

　　据市司法局基层处处长邱金宝介绍，今年4月起，大调解机制在全市推广，有7个区县建起了区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全市127个乡镇、街道中有62个成立了矛盾调处服务中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纠纷增多，大调解将法律、行政等力量组织起来，畅通、健全了调解渠道，是对依法治市有效渠道的有益探索。”

　　从去年下半年起在全市开展的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民主法治示范单位的“三创建”，则是将“法治”观念植根于普通农民、居民、职工头脑中，让依法办事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市司法局依法治理处处长石寿宁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我市制定的“三创”标准，其中，“依法按章办事”是一项重要内容。参加创建后，高淳县漆桥镇的村干部觉得：依法行政，真正让老百姓当家作主后，村干部不是难当了，反而好当了。

　　对接CEPA，使法律服务提档升级

　　去年12月21日，市司法局局长徐路和专程来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共同签署了宁港两地《法律服务合作协议书》，拉开了南京和香港两地法律专业服务合作的序幕。内地副省级城市中与香港签订此类协议的还不多见。

　　双方约定，相互交流必要的法律信息和法律文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两地法律专业的业务交流；加强两地法律专业培训工作；相互承认专业人员资格……序幕一拉开，两地法律服务交流与合作就有序开展起来。

　　香港胡百全律师行和卓黄纪律师行在南京设立代表处的申请分别于今年四五月间报送到国家司法部等待审查；全亚洲最大的律师行——香港的进律师行准备派出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负责香港企业在宁的法律事务。从今年起，以后每年，市司法局和香港律政司都将互派1—2名从事司法工作的公务员（公职律师）参加培训，两地的律师行业协会也将每年派出10名律师到对方的律师事务所培训。我市还将于今年10月邀请香港的知名律师来宁做讲座。

　　“南京目前大概有500家左右港资企业，得到我市的律师事务所‘贴身’服务的企业大概不到20％。随着入世后各行业外资企业进入，南京的法律服务层次亟待提高。与香港的法律服务合作就是一个极好的渠道。”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处长季翠华说。

　　到目前为止，南京的律师事务所已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泰国等50多个国家的法律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有四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在北京、杭州等地设立了分所，律师服务行业已成为南京中介机构的领头羊，是我市推进城市法治化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人性化办案：用感化与宽容推动司法文明

　　去年8月，市公安局对一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时，在其手铐外加了一个护罩。对此举，通俗而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解释是：“给犯罪嫌疑人‘留点面子’，有利于他今后回归社会。”这件相当细节化的“小事情”马上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事件，这种看似简单的“避让制”，显示了南京司法文明的进步，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表现。

　　去年可以被称作“人性化司法年”，南京的公检法系统在办案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性化执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是司法为民的体现，也是“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要求。

　　南京某化工公司是家私营企业，每年上缴税收近万元，解决了大量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但是，某行政机关在今年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业主在开办公司时存在虚假注册的现象，决定向业主罚款27万元。业主要求分期交纳罚款，否则只好停产，抽出流动资金来交罚款。行政机关为此向秦淮区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区法院受理后调查发现，该公司注册资金不实未造成严重后果，如处罚过重、过急，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于是发出了司法建议：帮助公司完善注册手续，减轻、暂缓执行行政处罚。得知这一决定，业主喜出望外，赞叹政法部门这种为企业着想的人性化执法。

　　一名贪污犯罪嫌疑人的丈夫主动将存有4000美元的存折送到了检察院，并连连自责，称自己没有监督好妻子。这是发生在玄武区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幕。如今，市检察机关办案时都要遵守《反贪侦查工作透明化办案制度》，在进行调查活动前，要求被调查人填写“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表”，将自己及配偶的健康和具体要求提出来。制度还规定，搜查工作应避免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在场，工资卡、工资存折不得扣押……人性化办案的突出意义在于通过文明执法体现出法治的文明要义。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南京的新一轮发展，不仅应当取决于法治化，更会得益于法治化。南京日报记者沈文虹实习生廖蕾

　　(编辑　小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