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三畏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朱如曾研究员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在两个月前打听到我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外地采访，说话有点匆忙，这位力学专家恳切地请求我听完他的电话。他在与一道简单数学题的抗争中居于“弱势地位”，因为我此前曾发表过一篇相关评论，他除了表示感谢，还希望我再关注这个事件。为此，他给我发来一个有35个附件的电邮，我花一个
多小时打开下载和整理。而我的生存压力并不比朱先生的数学压力小，忙起来就一天一天地把他的委托拖了下来。其间还接到他的几个电话询问。他既令我感动也使我惭愧。
事情是从去年江苏省高考开始的。去年江苏高考以后，立即有人指出数学高考试题有一错处，但是，有关方面坚持没错。而朱如曾不依，坚持认为错了就是错了，他甚至为此“万元悬赏”以求正确解答。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能做的大概已经做完，而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的立场同样坚定，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这事情一下地，就远离了数学，成为跟某种正襟危坐的东西开玩笑的吊诡。作为一道高考数学题，它在数学上本没有悬疑。这一点，除了孤军奋战的朱如曾等人，应该还有更多的人心里有数。首先，局限于初等范围的高考数学题是否有可能碰到一个在数学上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不一定有一个是非分明的解答呢？其次，即便是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数学奇观，现在，那个问题已经朱如曾“万元悬赏”而未得其正确的证明，也就足以反证了朱如曾等人的正确。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去做这个中学教师的工作，这道题的待遇是太高了一点，但事不得已。
那么，我已经说明了，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数学，而分明是另一种尴尬和荒谬。
因此，我对一些比我还外行的好心人呼吁成立“科学裁判所”来解决这类争端的建议也不以为然。试想，偌大一个文明古国的“科学裁判所”来裁判如此低端的“科学”，岂不是又一个国际玩笑。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悖论：在二十一世纪，一个解决了卫星回收这样复杂计算的民族，“解决不了”一个人类早已解决了多次的初等问题，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丑闻，是极大的耻辱，我们共同的耻辱。它标示了我们面对错误，面对责任时可怕的虚弱。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应该有资格“载入教育史册”，使后人哀而叹之。
但是，有的人真是铁了心了。在这个“前车之鉴”之后，人们被要求，今年高考后“三个月内不得评论高考题”。“三个月”！在有的人看来，这真是一个“吉祥数字”，简直是“真理的分水岭”，因为从高考到录取工作，正好生米成熟饭，如果再遇到朱如曾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影响高考录取工作的稳定了。
可是，像这样总结经验教训，岂不让人仰天浩叹，欲哭无泪。
朱如曾还在努力。他以数学般的是非分明的立场在抗争，他认为他没有输。但是，他显然已经没有辙了，以致病急乱投医，找到我名下。作为一个科学家，朱如曾主动陪绑一个“由数学引起的非数学问题”，落到四顾茫然，求助无门的地步。他很悲壮，我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我不知道这位英雄的命运将会怎样，但我能肯定一点，他跟哥白尼或布鲁诺的那档事不一样。那些前辈坚持的是一个当时只有少数人认知的道理，他们面对的是整整一个蒙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科学还是神学的婢女，他们是极少数人，先知先觉遭受磨难，符合人类进步步伐的曲折悲剧。可朱如曾即便是为这道数学题而死，也不可能是一个哥白尼或布鲁诺。因为朱如曾坚持的是一个常识，即便不是众所周知，也是一个并不高深的常识，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为一个常识付出哪怕是一点点代价，也只能是一种不值得的冤枉和悲剧。
谁能终止这个悲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