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编译

　　当那些外交政策制定者们上床入睡时，他们都梦想成为X先生。他们梦想能像冷战时期乔治·凯南那样的，用X署名 来写无所不包的划时代的文章。

　　在我们的时代，9·11调查委员会在这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出色。用长达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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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字描述了一次情报的全面失误后，委员们重新定义了9·11困境的本来面貌。

　　他们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反恐战争中，也不是面对着一个邪恶轴心，我们是处在一场意识形态冲突中。

　　强调意识形态而不是恐怖主义，这看似差别不大，实则大大不同。

　　如果你能看到我们的敌人主要是一场精神运动，而不是单纯的恐怖分子武装组织，你就能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从容。 他们拥有广大的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等布道组织，他们的队伍仍在不断壮大。

　　作为一场意识形态运动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运动或单纯的军事行动，发起者就可按不同的规则行事，他们不必保卫地理 领土，也从不必须要赢得一场战争，相反却能从失败所承载的光荣牺牲含义中取得舆论效益。我们认为战斗是在地面进行的， 而他们却明白战斗事实上是在卫星电视上进行的，他们使用电视舆论的本领比我们老练得多。

　　9·11委员会报告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我们必须运用情报、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手段 来与“基地”组织战斗，这是大多数媒体注意的焦点。但是，更大规模的战斗应该是对付一种邪恶的信仰体系，这种体系既然 不能被说服改良，那就只能被“毁坏或完全孤立”。

　　在过去，我们打击的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运动，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处理与这些国家政权的关系：与它们谈判或 对抗。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仰体系，这种体系对抗国家政权系统，旨在取得神权统治和恢复伊斯兰教的王国统治。

　　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意识形态反击。委员们建议，美国应该严厉对待独裁政权，向它们展示美国的原则，即使是与美 国友好的政权也不例外。

　　他们还建议美国设立一个基金项目用于在穆斯林国家开设中学，吸纳更多的学生到美国的教育中来。我们需要运用现 代的文化自由来发动类似冷战时期的“精神动员”，给予穆斯林世界一个国际平台，向他们介绍西方的精神文化，让穆斯林们 的观念更新换代。

　　上周我会见了一位曾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高级军官，他的观点与9·11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谋而合。他说， 过去几年的经验是个误导，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努力将会只有10%是放在军事上，剩下的全用在意识形态上。

　　斗争的路还很长，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和理解这场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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