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教育厅近日转发《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明令禁止高校学生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严重违反者，高校甚至可以开除其学籍。对此，反对的声音空前激烈，主要理由是：大学生已是年满18岁的公民，他们的自由不应受到侵犯。

　　任何自由当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大学生校外租房，当然不会对其他租房或不租房的大学生构成妨碍。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高校也有管理学生的自由啊。由是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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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租令”体现的是两种自由的冲突。当这两种自由的冲突只能以非此即彼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取舍，就是哪一种自由的利益更大（包括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就首先服从哪一种自由。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容我先介绍一下美国斯坦福大学马丁·卡洛依教授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一个观点：很多人认为今天的网络教育是一种投入小、成本低而收益大的新型教育模式。卡洛依教授却不认为这样。原因在于这种学习方式与学生集中在教室里学习有着根本区别——学校里有人管，网络学习则是一种孤独的学习，学生要有很强的自制力，而18岁的孩子现在面临的诱惑太多，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会在哪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依靠远程教育是无法教育好这些孩子的。

　　如果我们把“远程教育”置换成“校外租房”，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18岁上下的大学生正处在自制力差、人格和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轻易放任他们的自由，无疑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诚然，校内居住的大学生会失去不少自由，比如要统一作息时间，不能随便带朋友留宿等等，但这正是人格养成和培养良好合作精神的必要训练；同时对于学生的安全来说，相对也比较有保障。相对于校外租房的那一点点眼前的、暂时的自由，即使对于大学生本人而不考虑学校管理的自由，其中的利益大小，也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诚如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威廉姆·Ｄ·克米伦教授所说，制定学术战略，最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学生的利益，而且不能忽视公众的要求（见《中国青年报》8月9日报道）。学校管理的自由，也当以“考虑学生的利益”为第一要义。在大的方向上，禁止学生校外租房，我以为是考虑了这个要义的。

　　不过，禁止学生校外租房之后，是否还能以“考虑学生的利益”为第一要义，就有必要打一个问号了。在普通高校逐利倾向明显的现实条件下，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禁租令”不至于成为高校垄断大学生住房的通行证？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即使没有“禁租令”，一些大学生的校内“住宿费”也高于大学周边出租屋的价格。如何保证学生和校方协商谈判的权利，而不是校方说一不二的“一口价”，理应成为“禁租令”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北京童大焕)

　　作者：童大焕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