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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金田的话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北京日报》今日两个版面刊登了“邓小平与恢复高考”，披露了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来龙去脉。
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是上述科教座谈会上首先在发言中提出恢复高考的人。他回忆“八月六日，我就讲到恢复高考这个事。恢复高考是我在这个会上首先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觉得应该恢复高考，但是他说今年大概来不及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之后，大家反映，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今年只要做还来得及。小平同志说，‘好，那就决定今年恢复高考。’”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中跳出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就此展开调查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他说，这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穆扬回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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