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丢（化名）两岁的时候被吸毒的母亲遗弃，受尽了他这个年龄不应受的磨难。5岁时，在媒体的关注下，从戒毒所出来的母亲领回了他，但不久又把他丢给了经济拮据的亲戚。如今丢丢已经10岁，想收养他的好心人无数，可由于他母亲不同意，至今，丢丢的生活仍然是一片黑暗。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已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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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划。团中央正为此法的前期修改工作进行调研，并将于9月份形成调研提纲，年底形成修改草案提纲，提交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到底存在怎样的缺陷、修改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笔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一些专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指出，现行法律的最大问题是不具备可操作性。我国于1991年1月1日开始实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为配合当时联合国出台的《儿童权利公约》。该法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方面对未成年人权利作了全面的保护性规定，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作为前者的补充，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只是原则性的条款，比较抽象，法律责任不明确，不是完整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实际操作中，凡牵涉未成年人的案件，法院从来没有也无法引用此法来进行审判。而在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只规定参照《刑法》第几条来处理，但《刑法》早在1997年就修改过了，相应的条款已不是原来的内容，两部法律的内容根本无法衔接。按照中国公安大学李玫谨教授的话说，“法律只是规定了应该怎么做，而没有说清如果不这么办又会怎样”，这就好比是立了红绿灯而没有警察。

　　修改后的法律在形式上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北京大学张美英教授认为，应当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它要具有程序法和实体法的涵义，分成未成年人福利和犯罪两大部分，对每一专门问题要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起草时应积极吸取国外经验，英国、日本和美国在未成年人立法方面做的不错，可以参考借鉴。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任理事冯锐提出另一种解决之道，将该法分解为两部性质不同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法》。前者的适应对象是14周岁以下儿童，吸收《保护法》中关于儿童福利部分内容并加以补充和修改，特别是细致规定政府及有关机构为儿童健康发展提供的设施；后者则应建立在以少年本位的思想出发，改变对少年犯罪的评价制度，不以成人的标准套用刑法规范。

　　皮教授说道，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相关机构的权力与义务是缺失的，或者说应是缺乏相应的配套机构。公检法、妇联、共青团等机构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法律地位和角色不明，缺少法律框架下的界定。还处于倡导、宣传、调节的状态，“都在说，没法管；都在管，都不管”。张玫谨教授还提议，应当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因为目前我国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欠缺。想要真正把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起来，不仅要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还要懂得儿童生理学和心理学。

　　冯锐还认为，由于存在对未成年人权利的认识误区，将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等同于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保护，忽视对未成年人人格尊重，忽视对未成年人应当享受的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现在的这两部法律本身就反映了立法者对未成年人问题的一种偏见———对儿童的行为必须加以管制。在此问题上，李教授也有相似的看法。她认为，应在修改后的法律中体现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参与意识”，把孩子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非家庭父母的私有财产。

　　专家们还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如黄色网络等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家庭监护权也日益凸显出新的问题。这些变化都应在修改中得到体现，让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其犯罪落实在每一具体行动之中。（实习生钱炜记者 董伟）（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