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政府修建了一栋统建安置房，按政策分配给当地农转非人员，剩余了十几套住宅。其后一些已经得到安置房的居民撬开这些剩余住宅的门锁，将公房据为己有。经过镇政府的长时间劝说，一部分居民退还了公房，但仍有4户居民执意不退。镇政府今年7月7日将其中一户朱华告上法庭。面对法律诉讼，朱华主动要求法庭调解，承诺退还公房（据《中国青年报》8月12日报道）。
“民告官”已不再新鲜，“官告民”倒还是新闻。如果说“民告官”从当初的破天荒到今天变为寻常事，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折射出公众法制意识的日渐强化和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那么现在出现的“官告民”，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所体现的，乃是政府执政理念的正本清源。
如果说“民告官”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那么发生在重庆的“官告民”，又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对依法行政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含谷镇政府要追回公房，本来也可以向上级房管部门申请采取行政强制手段，但最终他们否决了这个办法而改为“官告民”。行政强制最终要靠镇政府实施，然而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乡、镇政府在实施行政强制手段时，往往手段粗暴，反而激化了矛盾。
事实证明，这个“官告民”官司不仅达到了行政强制能达到的目的，而且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和强烈的示范效应———当政府和公民个人在特定问题上发生矛盾纠纷时，无论双方的社会角色多么复杂，力量的对比多么悬殊，他们都可以化为“原告”和“被告”两个平等的法律主体，让法律裁决。这种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依法行政的常态。
作者：奚旭初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