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3日电（记者李萱娜）如果一个人每天劳动12小时、工资微薄、没有娱乐活动和正常性生活、无法参与社会交往，结果将会怎样？
在此间出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专家们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中国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1500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
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除遗传因素外，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
这些流动人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心理问题。根据深圳市委党校迟书君教授2002年对当地1900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接近半数的人感到过性压抑；两成的人想过或购买过性满足；一成的人曾为钱而满足他人的性要求。在北京打工的四川农民张志强并不认同专家的分析。他说：“焦虑、孤独和压抑是城里人的‘心理疾病’，对我们而言却再正常不过了。”
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患有心理疾病？目前尚无权威的统计数字。陈斌说，安定医院在过去的半年内接诊了60个民工精神病例。如果和每天400－700的门诊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实在不算大。“真实数字肯定大得多，因为他们不到最严重时是不会来医院的。”
由于住院费用高，就诊的民工都买最便宜的药回去服用。这些药副作用很大，服药期间无法正常工作，很多人一个疗程没完就不再来医院了。
王春光说，公共空间和社区缺失是最重要的诱因。“社会生活空间对农民工完全呈封闭状态。他们不看电影，不去繁华地段逛街。除了干活和睡觉，他们只能看看街头电视，蹲在路边聊天，彼此开开玩笑，没有心理疏导和自我成长的途径。”
他认为，政府的民工培训项目部分缓解了这一局面。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该市两年内以工地为基础建立了20多所农民工夜校。授课内容涉及施工操作、文化法律知识和时事政策。夜校还举行卡拉ＯＫ比赛、棋牌比赛等娱乐活动。
“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仅靠政府是忙不过来的，我们应该进行互助。”张志强说。他目前在一家民间组织开设的“工友热线”当志愿者，每天听同伴倾诉不幸并教他们应对之道。这家组织还常举办心理学、法律和英语讲座，参加者甚众。但是，这种为民工服务的民间组织全北京只有四家。
张志强说，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登记注册方面遇到一定困难。他指出：“其实，能到大城市来打工的农民在当地大多是佼佼者。我们应该、也有能力进行一部分自我疏导和管理，希望政府给予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