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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渡日偷绝技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3日23:11 城市快报

  编得好席爽津人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一个富家子弟,为了打破日本凉席对天津市场的垄断,乔装扮作码头工人,随船远赴日本。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完全掌握了凉席的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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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初,天津人夏季必备的凉席市场竟然完全被日本贩来的凉席垄断。直到1917年,天津永丰凉席厂建立之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天津社会学家李世瑜告诉记者,其父———永丰机织凉席厂创办人李彩轩,当年为了学会凉席的机织工艺,以苦工的身份为掩护,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到日本的凉席生产工厂偷偷学艺,打破了日本垄断天津机织凉席市场的局面。

  在开业前的几个月,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冒充普通中国劳工,混入日本工厂偷艺……

  父亲出门 只穿一件破衣服

  李世瑜先生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祖父李春华,是天津永盛竹号创建人,也是当时天津商会中的知名人物;父亲李彩轩1893年生人,自幼聪敏过人,小学就读于本村放生院小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毕业考试各科总平均为99.8分,名列全校第一名。

  在李世瑜先生的印象中,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特别容易接受。从新学书院毕业后,李彩轩曾在美孚油行给美国老板当翻译,未久辞职,漂洋过海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工科攻读。李世瑜先生介绍说,20世纪初我国的近代民族工业在天津这个北方第一大埠迅速发展,各种轻工业势如雨后春笋。父亲在留学日本时于攻读之余,曾以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以至勤工俭学等名义深入到东京中小型工厂,主要是他感兴趣的织席、磁瓦和牙签等厂,随时随地搜集资料。不论是工艺流程、机器机床、原料配方还是工厂管理,他都写成笔记,绘成草图。但由于时间过短,只能走马观花,况且日本工厂对于出口产品技术严格保密,不可能尽得底蕴。1915年,其母患伤寒,祖父只好用电报将父亲从日本召回。

  回到天津的李彩轩并没有放弃实业救国的信念,在妻子病好之后,开始准备建立自己的凉席工厂。“1917年,由我父亲创办的永丰机织凉席厂在西站附近开业。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厂子的设备可以购买,但生产工艺却与手工编织的技巧完全不同。不懂技术也就谈不上生产,所以父亲在开业前的几个月做出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冒充普通中国劳工,混入日本工厂偷艺。一天清晨,父亲装扮成码头工人的模样,穿着一件破夹衣,兜里揣着一点零钱,悄悄溜出了自家后门。望着父亲渐渐消失在晨雾之中的背影,母亲两行热泪悄悄滚落在胸前。”李世瑜记得很清楚。

  在父亲离家出走的这段日子里,家里可开了锅。那一阵子祖父没少骂父亲不孝……

  父亲失踪 家里急得火上房

  据李世瑜先生介绍,“永丰机织凉席厂”开办之前,李彩轩看到当时华北一些城乡中夏季所用凉席,除一部分来自温州等地全人工制造的厚席外,多数是来自日本的机织薄席充斥市场,而这些凉席的原料则是取自中国。但日本工厂为了保守技术秘密,机织凉席的工艺一直不对中国人开放。

  李世瑜告诉记者,后来听父亲透露,从家中离开后,他乘船到了为日本工厂供应草席原料的宁波,在宁波码头充做码头工人,专门搬运草席原料。“当时我家是天津的大商人家庭,外人都尊称我父亲为‘八爷’,外人见面都格外尊重。但到码头成了脚行的搬运工人,就没人拿父亲当回事,平时呼来唤去。不过,我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任人差遣。从小到大,我父亲没有干过多少力气活,码头上的搬运工作着实把我父亲累得够戗。但是再苦再累,我父亲也咬牙坚持,对监工低声下气地讨好。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使监工能让他随船到日本的工厂,以便偷偷学习编织工艺。一个月后,父亲搭运草席原料的轮船到日本,并乘机进入凉席工厂充当工人数月。在父亲离家出走的这段日子里,家里可开了锅。祖父追问我母亲父亲的下落,母亲推三阻四地借故不说。那一阵子祖父没少骂父亲不肖,因为那几个月,父亲连一个口信都没往家带。”

  每当夜深人静,父亲便开始复习各种加工技术,一遍又一遍,生怕记错某个环节……

  装傻充愣 生产要领记心中

  李世瑜还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你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不难理解我父亲为何装扮成什么也不懂的码头工人进厂偷艺了。”1916年7月,直隶甲种工业学校7名染织专业的毕业生东渡日本,想要考察日本先进的染织工艺(织席也包括在内)。客船到达大阪后,7名学生高举着学校的推荐信,挨门挨户到各个加工厂投递简历,希望能够到工厂参观学习。但跑遍大阪街巷,没有一家工厂让他们进去。后来才知道,日本工厂对于出口中国的商品生产技术向来严格保密,对于出身于专业学校的这些中国学生更是严加防范。最后,随同的一位老师找到日本两个染织业大亨,经过再三请求,这些学生才被允许到工厂实习参观。就是这样,技术活从来不让这些学生接触,繁重的体力活却一点也落不下。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当时的日本工商界对于中国来的学生早已开始注意。当年有一份日本报纸提醒日本工商界人士:“以往中国学生以法政学业为主,但如今以实业学习为主要对象。如果中国学生将技术全部学会,那么就会在中国推广,从而减少我国(日本)产品出口。所以,各个工厂应当严守技术秘密,不要被中国学生所掌握。”

  李世瑜介绍说:“我父亲精通英文与日文,但是这次东渡偷艺,却不能表现出对日本的了解,也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懂得日语。因此,我父亲在日本的工厂中并不太急于接触技术工艺,每天就是按照工头的要求往车间里运编织草,对于日本工人的谈话也装做听不懂。日子长了,工头对这个老实听话的中国人留下了好印象,车间有什么活也开始让父亲帮着做。在这期间,父亲偷偷记下了工艺生产要领,暗自记在心中。每当夜深人静,父亲便开始复习各种加工技术,一遍又一遍,生怕记错某个环节。”

  永丰“赶跑”日本货

  回到天津的李彩轩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本白皙的面庞已经变成了古铜色,刚一进门把妻子吓了一跳。李世瑜告诉记者:“父亲回到天津后,马上与祖父商量开办凉席厂的计划,在祖父支持下,由永盛竹号拨给2000元作为开办费。因当时祖父年事已高,永盛竹号大权由几位大伯掌管,而且他们对于经营工业心存疑虑,不愿冒险。经父亲一再说服,最后才在祖父的主持下拨给了这笔资金。当然,2000元或者更多一些,对于开办一个工厂来说是不富裕的,那就迫使父亲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惨淡经营的道路。”

  如今的西站已经是人来人往的闹市,但在李彩轩开办凉席厂时,西站旁边还是一片荒地。“父亲在西站西购置了四五亩荒地,然后逐步垫平修厂房。最后的规模是有前后两院,前院是柜房及印花车间以及锅炉房,后院是东西两座二层楼房,一楼是车间,有织机近百台,二楼全为工人宿舍,北面为大仓库,包括整草车间。院内铁罩棚,实际是贮草仓库。工厂对面有约三四十米见方,铁丝网围成的体育场一个,内有篮球场及各种体育器械,如单双杠、秋千等。工人近200人,男工全部来自外地农村,女工皆为附近居民。小时候,这里是我们兄弟玩耍的好地方。”

  仅仅开业一两年,由于物美价廉,永丰工厂就赢得了很高声誉,产品供不应求。1920年经营达到了高峰,一年获纯利8万元,而日本凉席则几乎绝迹于当时市场。在《天津志略》“凉席工业”内载:“凉席为吾国旧产,因不知改良,致国人多不爱用,又因日本制造品精细,每年输入甚巨。津市凉席业为图竞争起见,乃改用新法制造,出品可与日货抗衡。今本市经营凉席者约六家,然规模较大者为永丰凉席厂,地址西车站,商标为‘永’字。”

  由此可见,李彩轩先生振兴了民族工业,实践了抵制日货的心愿。据1931年《天津特别市国货一览》的记载,永丰工厂凉席的等次为一等,年产量为80万条,产量质量居全市六家凉席厂之冠。

  “我们是父亲的第一批听众”

  织布机改织凉席

  据李世瑜介绍,当年永丰凉席厂的产品有素花单人、双人凉席,枕席,桌、椅席等各种产品,由于质量好,深得市民喜爱。但这种深受欢迎的产品,并不全是从日本偷艺的功劳,李彩轩在技术方面的改良也有很大的贡献。

  “当时工厂所用的织机及印花机全部为我父亲设计。在设厂之前,工厂购进一台日本织机,准备仿制,但试用之后发现并不理想。首先是价格昂贵,而且织造过程中须先用一机器织席身,再用另一种机器锁边,前者为全电动,后者为半手工。这样席身生产快,锁边完工慢,二者不能适应。于是父亲就以日本机器为参考,对农村使用的土布织机进行改造。他请了两位能工巧匠,按照他画的图纸,试制新织机。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试制出一种以木料为主体、能兼织席身和锁边的半手工操作的新式织机。这种机器符合当时电能短缺、劳工价廉和本身资金不足等客观条件。最初试制两台,在质量合格投放市场适销对路之后,立即复制数十台,最后发展到近百台,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各项工艺如选草、轧草、织造、结穗,修剪以及印花、蒸汽等工艺,也相应地加以改善,使产量质量大为提高。”

  新法管理新工厂

  揭开永丰凉席厂技术来源秘密的,缘于1919年天津著名教育家严范孙、林墨青。当年这二老到永丰工厂参观时,李彩轩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两位前辈说明,二老听后大受感动。事后撰有“参观记”刊于《天津社会教育星期刊》,文中详述李彩轩乘船东渡“偷艺”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事情过去了近90年,永丰凉席厂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但留给李世瑜的,除了父亲偷艺建厂的佳话,还有永丰工厂的独特管理方法。

  “父亲在管理工人方面有一些十分先进的方法,这都是参照日本、德国工厂管理方法而制订的。男工全部住在单身宿舍,起居作息完全纪律化;工资相当优厚,最少的工资每月也不少于5元;膳食全由厂内供给;厂内统一发给工作服;年节另有馈赠或发‘双月’;职工有病由厂内负责治疗。除了物质生活外,父亲特别注意文化生活。他定期亲自向全厂工人进行‘经理训话’(即讲大课),讲课的内容很广泛,业务知识、道德教育、厂规纪律、政治时事等无所不包。当时他最推崇的人物是孙中山先生和冯玉祥先生,因此介绍这两人也成为他的‘经理训话’中经常的内容。他对讲课十分重视,事前一定要充分准备,经常在家中试讲。他常站在炕上模拟讲话,把家人当做听众。我们几个小孩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上,一遍又一遍地听他重复同一个内容,觉得特别好玩。因此,我们经常是父亲训话的第一批听众。”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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