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前，孩子们和志愿者依依不舍

　　“阳光下我们一起成长”夏令营活动结束陪同孩子们一周的志愿者们发现

　　昨天晚上7点，最后一批来北京参加“阳光下我们一起成长”夏令营的孩子们在北京站坐上了回家的列车，看到送行的志愿者，这些原本一句话都不肯说的孩子冲出列车，紧紧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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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他们，泪水蒙住了孩子们的眼睛。

　　经过这次北京之行，这些神情忧郁、心事重重的孩子和初来北京不同，他们神色凝重的小脸上展露出柔和甚至灿烂的笑容。因为在北京他们结交了珍惜他们的朋友。

　　再累不肯“打扰”别人

　　和这些孩子“摸爬滚打”了整整六天的几位大学生志愿者，对这些孩子的坚强和独立印象深刻。中央财大的志愿者刘美告诉记者，9日上午，她到火车站接站时，见这些孩子第一面，就发现这些孩子认生，非常不爱说话。

　　为了打破尴尬，志愿者用了很多心思。刘美说：“虽然你冲他们乐，他们也冲你乐，你领他们出站，他们会很乖地跟着你，但你问他们的名字，想和他们聊天，他们一句话不说，都悄悄躲开了。孩子中的大多数显得忧郁，心事重重。

　　参加夏令营的72名孩子中，有的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才到北京，因为兴奋晚上也没睡好，有些五六点就起床了，下火车后，已经比较疲劳了。有的孩子乘坐空调车感觉很不适应，因此出现晕车现象。但是这些孩子居然都硬挺着，谁都不说自己难受。谁都能看出来他们的小脸变了颜色，孩子还是忍着，不愿开口“麻烦”别人。随行的医生发现情况后，志愿者赶紧递上塑料袋，孩子们才对着袋子吐了。

　　随后的几天，志愿者发现，孩子们在所到的著名景点旅游时，都是这种为人处世态度：乖乖呆着，对景色没有好奇心，听从志愿者和组织者安排，帮志愿者拎东西，不说话，不惹人烦。

　　最怕被称是“特殊客人”

　　几位志愿者告诉记者，这些孩子明显非常担心自己成为“特殊”的人。这次夏令营期间，不论是在开营、闭营仪式上，还是在观看儿艺话剧《迷宫》的过程中，孩子们对别人称呼他们“特殊”都极其敏感。

　　在这些场合中，每当来宾在发言中大声说“今天，我们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或者说“在这里有一批特殊的观众”这样的句子时，这些孩子就会明显表现出抵制和不安，甚至反感。这种时候，洗耳恭听的赶紧低下了头，靠在椅背上的慢慢出溜到了椅子下面。

　　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在观看《迷宫》时，孩子们都像上课一样，两只胳膊撑在前面座位的椅背上，当演到父母被抓一段时，孩子们就都缩回到椅子上了，有的孩子哭了，有的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有的低下了头。

　　演到要孩子们应当自信时，他们全都低下了头，不敢看了。过了这一段，他们又全都趴在前座的椅背上，目不转睛。

　　这些孩子由于家里人感染艾滋病病逝，在学校被同学孤立起来，游戏的时候，被要求站在角落里，曾经的歧视造成这些孩子一方面比较自闭，一方面也不愿别人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为了隐瞒身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一些孩子不得不由很好的学校转学到偏僻的地方读书。

　　而社会对艾滋病的偏见和误解，使得这些艾滋病致孤儿童的生活逐渐趋于一种自闭状态。他们对这个身份明显地表示了抗拒。

　　志愿者担心孩子会辍学

　　有些志愿者来自黑龙江大庆，孙龑是八一农垦大学的学生，是濮存昕的忠实影迷，自从看过《失乐园》之后，她决心帮助艾滋病患者，尤其是由艾滋病导致的那些孤儿。

　　她告诉记者，志愿者和不少孩子成了好朋友以后，孩子们陆续向他们说了心里话。志愿者最关心的是，这些孩子通过他们的帮助能够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继续读书。但是交心之后，志愿者们更加忧虑了，好多孩子表示，现在他们最想做的事，就是尽早独立，能够打工挣钱。因生活所迫，好多孩子急切地想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人，这样就可以早点挣钱了。

　　孙龑告诉记者，吉林的飞飞已经15岁了，由于不时辍学，他刚刚小学毕业。飞飞懂得很多，知道好多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贫困命运的道理，也知道只有拥有足够的知识才能成为有能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但他还是想回去后立刻去挣钱。

　　当年，飞飞的爸妈为了给爷爷治病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爷爷奶奶去世后，不到一个月，飞飞的爸妈也相继去世，临终前，把他和弟弟托付给了残疾的叔叔，叔叔根本没法干活，所以飞飞想尽早工作，以便帮助学习优秀的弟弟完成学业，摆脱这样的生活。

　　不少好心人要领养或资助孩子们

　　这些孩子非常不愿意被人问到家里的事，但是志愿者还是听说了一些。他们的亲人感染艾滋病，好些是因为家里出现意外，在治病或为了救急卖血时不慎染上的。这些孩子都是正常人，他们渴望像别的孩子一样，有人和他们游戏，开心地玩耍。

　　得知消息，好多家庭已经来到北京，和这些孩子见了面，一些孩子已经找到愿意领养和资助他们的好心人。

　　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夏令营即将结束的那天，确认被人领养和资助的孩子笑容越来越可爱，越来越灿烂。有一次，他们在一个景点旅游完，他在上车时看到一个孩子窝在椅子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看到他，这个小孩子向他悄悄招了招手，等他坐到身边，就兴奋地对他说，自己遇到了好心人，已经可以继续上学了！

　　志愿者董茂臣告诉记者，这些孩子想得很多，有很多担心的事，所以看上去总在发愁。自从这些艾滋病致孤儿童来京夏令营的消息见报后，短短三天之内，就有来自全国的400多个电话找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希望能够领养或资助这些孩子。已有好心人表示，要资助飞飞完成学业。经过志愿者孙龑的耐心劝说，飞飞答应回去后继续读书。

　　文/本报记者

　　摄影/本报记者汪震龙

　　作者：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