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自主招工闸门一开，各地民工汹涌而来

　　2004年5月，来自广东湛江市遂溪县塘仔村的26岁高级电工杨广，兴高采烈地拿着“户口迁移证”、“深圳市‘农转非’人口入户指标卡”来到南园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成为深圳市第一位以技能人才身份引进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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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杨广一样的外来工，仅广东一省就有2629万，占全省就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外来工最多的深圳，这一比例是80%。从进城打工到城市户口，杨广们走过的道路是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之路，沿路上溯则是轰动全国的“百万劳工下广东”，是深圳、珠海最早打开了劳务市场大门。

　　改革开放前，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工人们端的都是“铁饭碗”，特区推行的“合同制”，把“铁饭碗”换成了“泥饭碗”。“炒鱿鱼”是影响全国的广东词汇之一，深圳人认识它，也有段故事。

　　1983年，中港合资的深圳嘉年印刷厂，开办四年，年年亏损。端着“铁饭碗”的固定工上班吹口哨，香港老板一气之下要炒他“鱿鱼”，结果换来一句“你以为这和香港一样，资本家要炒谁就炒谁？”事情反映到深圳市政府，“炒鱿鱼”被肯定下来了。嘉年印刷厂与177名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一年后，嘉年印刷厂的产值翻了四番。

　　大批企业要上马，深圳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广东省政府规定：“特区企业雇用职工……可由劳动服务公司介绍或由企业自行招聘。”闸门一旦开启，洪流滚滚而下，陕西、河南、湖南、新疆、黑龙江……各地民工汹涌而来。

　　然而，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劳动用工制度，深圳的做法似乎有些“离经叛道”。“深圳用了几十万临时工”的消息，引来了劳动部的调查组。摆在调查组面前的事实是，1983年到1987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倍，外商投资企业增加了近5倍。高速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业的增长平均每年要求供给5万新劳力，而特区常住人口中能供给的不到十分之一。特区的外向化产业要求生产服从市场，用工也必须服从市场。调查组最终留下一句话“可以干！”

　　1987年，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开幕，综合性劳务市场正式开办。这意味着在深圳，新的用工制度已经合法化。

　　1988年，珠海劳务大会召开，也向内地打开了劳务大门。劳工潮迅速蔓延到广东各地，人们惊呼“百万劳工下广东”了！

　　1990年，《深圳百万临时工调查报告》中写道：“在特区20年的发展史中，千百万外来工始终是各种新兴经济部门的主力军，他们为深圳创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原始资本积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深圳奇迹与致富之‘源’是这个地方充满活力的生产力———丰富而廉价的外来工和新兴经济部门为追求财富而奋斗拓进的结果。”（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