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8月15日电（记者杨金志）上海不仅仅拥有璀璨的东方明珠和骄人的ＧＤＰ，繁荣的背后是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上海来说，下一轮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区位优势也不是工业基础，而是完善的法治。”一位学者这样说。

　　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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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上海徐汇区政府开始做明年的财政预算。而在去年，他们是从8月开始做下年预算的。再到以前，他们一般在10月以后做下一年的预算。不过，徐汇区区长孙潮认为，他们做预算的时间还是偏晚。“在法治完备的国家，政府财政预算一般是提前两年做。”这位学者型区长说，“而在我们国家，不少政府部门是在两个星期里就把预算做出来了。”

　　徐汇区政府所做的预算，是完完全全的“零预算”，一切从零开始。“如果简单地‘在去年基础上加10％’，那样的预算没有任何意义。”孙潮说。因为是“零预算”，预算的每一笔都必须落到实处，没有乱花的空间。街角花园、公共管线、健身场所、学校医院——有项目才有预算。孙潮告诉记者：“因为定得很细，想在财政预算里搞名堂，很难。”

　　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阳光下的政府最让人放心。不妨还以徐汇区政府为例：自去年的非典事件后，徐汇区政府每次开常务工作会议，必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场。因为被一双双眼睛盯着，区长、副区长们做行政决定慎之又慎。从今年5月1日开始，除涉及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等特殊情况外，徐汇区一切政府文件都必须公开。

　　阳光政务之外，公共政府的另一大支柱就是程序的透明、高效。上海静安区政府有一个“收件回执”制度，凡是群众交给政府部门的书面材料，政府都必须出具回执，保证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办事流程。2002年，静安区规划局办理审批事项的实际时限是10.79个工作日，到2004年已经“浓缩”到3.33个工作日，“来件回执”制度挤掉的“水分”出乎人们意料。

　　“三会制度”限制政府公权

　　上海卢湾区打浦桥街道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街道办事处给派出所行风评议打分，打了98分。结果派出所跟街道闹别扭，因为区里其他街道办事处给辖区派出所打的分都比他们高，有的是99.9分。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都是政府派出机构，平时工作联系紧密，办事处给派出所打分永远是一碗水难端平。后来，街道有了“评议会”制度，打分由“社区委员会”的30多名委员进行，打的分从没有超过98分，派出所再没有一点意见。

　　社区委员会是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评议会是社区委员会对各政府派出机构实施监督的武器。早在2000年，打浦桥街道办事处已经感到，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他们缺乏类似人大对政府这样的监督，这对自身的建设发展很不利。于是，一个由社区居民推选的社区委员会成立了，为人正派、热心社区事业的委员们独立于政府之外。委员会年初要审核、修改街道的工作报告，每月要听取工作进展和打算，年终要听取各委员会的工作汇报，做出评议报告。

　　评议会制度是卢湾区推行基层民主的“三会制度”内容之一。另外两“会”是听证会和协调会。所谓听证会，是把建设体育场所这样的社区公共事务交由居民讨论，避免一厢情愿“做好事”；所谓协调会，是在居民之间、居民和其他机构之间做协调，解决噪声扰民、环境污染这类群众反映强烈的事。“三会制度”从2000年推出以来生命力愈加旺盛。

　　从司法公开走向司法文明

　　合议庭法官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向当事人披露吗？2002年2月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现了第一份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的判决书。这是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被告未将房屋的产权过户给已付房款的原告，法院审理时房屋已因另案被法院查封。合议庭意见基本一致，但围绕“可否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过户手续”这一焦点问题，合议庭三名成员形成不同意见：

　　其中两名法官认为，如果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会误认为将房屋判归其所有，导致“一物两权”；另一名法官认为，原告主张办理过户手续系依据合同约定，其请求属债权请求的范畴，法院支持原告诉请不会造成“一物两权”。

　　为真实反映合议庭裁判过程，这个案件的判决书一改以往只写明合议庭最终意见的习惯做法，而是将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并写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合议庭经评议后决定按照多数意见下判。”原告虽遭败诉，但其代理律师仍致电上海二中院，称赞这份判决书体现了裁判过程的透明度。

　　在上海各级法院，几乎所有法官都会念一段“五字经”：公开促公正，公正出公平，公平树权威。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是上海法院力推司法公正的一个缩影。上海的司法工作者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司法权威，长期不懈地推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就是司法文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