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连续18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

　　观察记者　潘海平(特约) 徐友龙

　　两个“80%”:过半农民不稼穑

　　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431元，增长8%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连续18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

　　毋庸置疑，农民增收的快慢不仅事关全面小康建设的成败，也是一个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头号难题。浙江的“十八连冠”自然堪称奇迹， 18年来，浙江农民告别贫困走向富裕，依循的是哪条“经济路径”？他们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在中国农民的致富之途能否成为共享的“经典”？

　　解析浙江农民收入的结构，可以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农民增收“突出重围”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提及浙江农民的收入结构问题，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个“80%”：2003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2613元，比上年增加7.2%；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人均1307元，增长20.7%。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在80%左右。

　　前一个80%说明，在浙江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来自非农的比重已成“绝对主力”；后一个80%则昭示，维持较快增长的最大动力还在“非农”。 这两个“80%”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躬耕垄亩、弄蚕事桑，其结果是绝大多人最多只能混个温饱。要致富，“功夫在诗外”。

　　不久前，新昌县新林乡农民叶惠中走进新昌县东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大门，成为该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是浙江绍兴市第127万个“洗脚上岸”的农民。 绍兴地处宁绍平原，是浙江历史悠久的传统农区。而截至目前，这个市201.9万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63%从事非农产业。

　　绍兴县(绍兴市下属县)华舍街道西蜀阜村去年全村总收入达864万元，人均收入达8244元。村干部说靠的就是企业的发展和务工收入。目前，该村务工的农民达676人，占全村总劳动力数的81.4%。 工业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也促进了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吸引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农民李阿东师傅，在市区开饮食店已经有三四年了，期间积攒了上百万元的家产。李阿东师傅告诉记者：“以前绑在农田里，饿不死富不了，过着‘温开水’的生活。不料，跳出农田没几年，就奔小康了！”据统计，绍兴市从事商贸经营活动的农民达60万人左右 。

　　绍兴只是浙江的一个缩影。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浙江全省从事二、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也达到了60%左右。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指出，减少农民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大前提。沿袭了四、五十年的城乡“二元”分割，使得大量农民滞留农村，从而造成了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小，劳动生产率低下，不把农村富裕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要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

　　浙江连续十八年在各省区中夺得农民增收之冠，其中奥秘就在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先人一步，为富余农村劳动力的溢出提供了空间和动力。目前，在户口登记册上，浙江农民依旧有2000多万。但其中不少人已上十年没有下过地；他们中过半者所从事的职业已经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户口农民”而不是“职业农民”。更多的人指出，浙江的纯“职业农民”，即单纯依靠农业的农民，已经微乎其微。统计数字显示，即便在那些至今依旧没有离开田地的农民中，有86%处在半农半工(或半商)的兼业状态。

　　专家指出，农民职业状态的改变，使得农民有机会摆脱处在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加盟更先进的产业业态，但是其中更深刻的内涵是，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三农”问题的核心，富余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其实激活了关键要素。这是表明了政府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有了高屋建瓴的“方法论”。

　　衢州是浙江西部的农业大市。近年来，几乎每个乡镇，都办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培训班”。以家政服务、缝纫、纺织、打井、装璜、厨师、建筑、机电等专业技能培训为重点，如今全市已形成30多个初具品牌效应的保姆乡、厨师村、缝纫村、技工村……

　　“烧出好饭菜”是核心课程，“如何接电话”是课堂练习内容，“家庭心理和职业道德”是必修课，英语很难学，但也有人选修——那是在培训保姆；车间是教室，车床是课桌，一块粗糙的钢板就是作业本，而笔就是那把尖尖的锉刀——那是在训练技工。

　　世世代代躬耕于此，并呕心沥血地培育了“天子胡柚”“常山猕猴桃”、“开化龙顶茶”等全国知名农产品的衢州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的他们在政府的深谋远虑中自身成了含金量最高，意蕴最深远的“名牌”。

　　与浙江沿海地区相比，衢州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全市现有农业人口180万，其中劳动力118万。农民就业不充分，在118万农村劳动力中，滞留在农村的就有66万人。2002年，衢州市农民人均收入为3595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345元，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仅占64%，低于全省16个百分点。

　　早些年衢州为摘掉后进帽子，先后打过诸如“招商战役”、“水果战役”、“优高农业发展战役”等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战役，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始终让人感觉没有点中要穴。衢州主要领导说，从“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到“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我们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逐步正本清源，抓住了生产力中最关键的要素——人”。

　　基于这种理念，2003年，衢州市委、市政府 作出了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工程”的重大决策。 具体目标是从2003年开始，每年培训农民5万人； 到2007年，全市培训农民达到25万人，使全市大多数农户都有一名主要劳动力通过教育培训，近50%的适龄农民受到知识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的新型农民。

　　据统计，去年衢州全市共组织培训农民11.7万人，新增有组织劳务输出5.54万人，累计劳务输出37.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6%。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980元，比上年增加385元，在385元的增量中来自农民务工增收占64.8%。

　　终结“职业农民”

　　但不制造“城市贫民”

　　“城市”和“农村”一对范畴中的两个概念。人口在这两个区域此消彼长，在人们的思维中，这是简单的逻辑。

　　有关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1.7亿左右。如何在增加他们收入和社会承载力之间博弈，从而尽可能少地减少进步的成本和代价，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解析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中，记者发现了一组有趣的数字：2003年，浙江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分布看，以省内为主，占77.1%；其中选择在地级市以下城市(包括地级市)城市(镇)就业、经营的占72%左右。浙江人口4700万左右，按照城市化水平50%左右计算，农民人数约为2300多万，其中劳动力应为1000多万。据统计，在这1000多万劳动力中，至少有60%脱离了农业。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农业，同时又多数在本省范围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一呼隆涌向有限的几个大城市。他们去了哪里？

　　改革开放后，浙江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即在某个相对集中的地域上，千家万户分工协作，生产经营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平均每26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是老板，在温州和台州地区，平均每4个家庭就办有一个企业。

　　诸暨市大唐镇镇区面积仅为5.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足3万人。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却星罗棋布着4000多家袜业企业，一年能创造近21个亿的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1.25万元。

　　“小户围绕中户转、中户围绕大户转”，大唐的农民，有实力的兴办规模企业，实力小的就办家庭作坊式生产。现在全镇拥有加弹机762台,纺丝机144台,棉筋机228台,各类袜机近2万台。纺丝、加弹、织袜、印染、整理、包装等织袜所需的一道道程序和所需的每一种材料在大唐一应俱全，并形成了多行业密集发展的立体式格局。大唐人一年能生产80亿双袜子，能让全世界人民平均每人每年穿上一双，由此而创造的工业产值超过130亿元。

　　不少人问大唐农民，你们为什么不造汽车、不造飞机，偏要做这获利不高的小袜子？大唐人如此回答：“大钱赚不来，小钱也要挣！” 大唐农民的经验，其实道出了浙江“块状经济”大量吸纳农民的深刻内涵：对于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来说，受知识、技术以及资本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让他们去造电脑是不现实的；让他们全部走近大都市，在拌水泥、做保姆之外，和城里人拼抢本来就有限的工作岗位也是不现实的。真正能让他们离开农业又能致富的，就是发展他们够得着、融得进的产业，从而为他们艰难的命运改变提供“缓冲”地带。

　　围绕越做越大的袜业产业，大唐镇各类市场应运而生。从1991年开始，这里先后建立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市场、联托运市场和劳动力交易市场。 2001年，大唐镇又筹措资金2亿元，建成了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成品市场、袜机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会展中心于一体的大唐轻纺袜业城。袜业城占地400亩，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1600个商铺。 市场的兴盛带来了大量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第三产业随之繁荣。 在大唐，宾馆、饭店、 电子游戏室、卡拉OK厅、舞厅、音乐茶座、健身馆等一片红火。大唐就像一块永不饱和的海棉，吸纳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据统计，不仅本地3万多人闲不下来，大唐外来打工者也达到3万多人，超过了本地人口。

　　领带、纽扣、袜子、水泵、圆珠笔等等， 据统计，目前，在浙江像大唐袜业这样“快状经济”至少有360多个。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部主要工业产品中，居全国前10位的浙江产品有336种，占63%； 其中，有56种产品浙江的产量居全国第1位，占被统计产品总数的10.5%；另有53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占被统计产品总数的10%。

　　专家指出，以产业为依托，把“农民的参与度”当做“产值”和“利润”同样重要的指标来对待，浙江独特的农村工业化之路，为突破“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困局提供了新经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为富余农民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第三空间”。

　　记者在浙江另外一个著名的“块状经济”集中之地——上虞市崧厦镇考察过一把雨伞的制造过程。从钢丝到伞骨、从木棍到伞柄、从塑料到伞把，伞的每个部件均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家庭分头生产。农民半工半农计算利润而不计算工资；两、三层住房中原本就多余的面积就是厂房，因而也没有厂房折旧。一把雨伞就在千家万户超常规的成本节约中成了匪夷所思的价廉物美之物。有专家指出，浙江农民参与的“块状经济”创造了工业产品新的竞争力模式。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是个不满500 人的村庄，却有服装、火腿加工和生物科技等12家企业。花园农民在花园集团的企业里打工赚钱，或自己经商办厂，收入全部来自二、三产业。最新统计数据表明：该村200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579元人民币。 在花园村，即使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每年也有300多元的各种补偿，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还可享受720元生活费、350公斤口粮的养老待遇。花园农民没有各种税费负担，少儿入学、入托等全部由村集体承担。浙江的经验表明，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溢出农业的农民缔造了新的“天堂”。

　　农民收入：

　　一道妙不可言的“加减题”

　　浙江省农调队对全省27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067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6%。这是自2000年第一季度开始，这个省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连续第四年同期保持二位数的实际增长速度。

　　据介绍，农民现金收入持续增长除了宏观环境较好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农业的稳定和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事实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尽管农业在全国范围内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浙江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出现了止跌反升现象，去年的增长幅度达到3.7%。

　　这无疑让许多地方感到不可思议。浙江农民收入位居全国前列的最大奥秘就是“非农”，在许多人看来，农业对浙江农民来说已微不足道。而事实上，“职业农民”减少的过程恰恰是农村留守“职业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加的过程。这一减一加，启动了农村资源优化配置的进程，并带动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

　　浙江义乌市苏溪镇有位叫张金林的农民，早些年开始就在义乌市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里场里摆摊，妻子在镇里的私营企业上班，家庭每年收入10多万元。他有个弟弟，做不来生意，只好在家里种田。一开始，邻里周边都说哥哥有出息，而弟弟没有本事。但近几年来，弟弟把稻田改成了塑料大棚，种起了瓜果蔬菜。没想到，一亩大棚种一季节茄子就能赚上好几千。劲头一来，把哥哥家里闲置着的承包地也盖起了大棚，如今每年收入也有七、八万多元，与哥哥不相上下。

　　张金林说：“现在种田也有种头了，像我们村里，三分之二的农民都进城做生意，原来种菜的人都变成了吃菜的人，市场大了，我弟弟种的蔬菜瓜果，每天开着三轮车运到城里就卖完，销路不愁不说，碰上个时鲜货，人们都抢着要，连价格都不还。”

　　浙江省农办邵峰处长说，城乡统筹发展给现代农业带来契机。“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人均资源过少以及分散经营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溢出农业而有所松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有了新的动力。

　　天台县55万人口中，约有14万出门在外创业，外出村民空闲的承包地达5万余亩。为避免这些土地“抛荒”，这个县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条件下，由各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当中介、做“红娘”，在外出村民和“留守”农民间穿针引线，请一批“留守”农民承租代管，并出现了自愿组合无偿承租、少量收租托管经营、招标经营集体流转等多种托租代管形式。 在一些有条件的村，还组建了外出村民承包土地代管、托管流转中心，由外出村民填写土地托租代管委托书，土地承租委托给代管站、托管中心等，形成集体代管、托管、统一流转机制。再通过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吸引了大量资金投资农业，成片开发种养业基地。这个县白鹤镇下宅村1400多村民中有500多人外出务工，该村党支部、村委会建立外出村民承包地代管站，集体出面对“富余”出来的100多亩土地，进行招标承租，请3位留村的农民代管经营种植黄花梨。

　　同时，多年来分管“三农”工作的建德县委副书记徐志生说，鼓励、引导、帮助农民走出农村，是增加农民收入要做的一篇文章；把农村的土地、山林等有限资源，用好、用足、用活，则是另外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合起来，才是一篇完整的大文章。

　　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带来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可喜变化。在台州市，目前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50余家，入社农户近3万户，带动农户10多万户。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围绕特色，打造优质品牌，成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接轨的桥梁。温岭果蔗和上盘西兰花在合作组织的带动下，目前规模都发展到了10余万亩。黄岩茭白、温岭西瓜、三门辣椒和天台高山蔬菜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都已形成产业优势，其中翼龙牌西兰花、石梁牌高山蔬菜等5个产品被中国国际农博会命名为名牌产品。

　　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浙江省土地规模经营面积464万亩，主要畜种规模养殖达55% 。全省通过省认定无公害农产品基地708个，制定各类农业标准和规程1590项，已发展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等产业化经营组织6883个，带动全省近一半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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