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特区建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6日10:46 新华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尽快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经济的捷径？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国改革出了创举——建设经济特区。

　　深圳，这个不起眼的南方小渔村，一夜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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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特区的缔造者，邓小平始终关心着特区建设，并两次南下视察，为特区建设和发展加油鼓劲。“特区姓‘社’不姓‘资’”、“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新鲜的思想和著名的论断，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王全国（中共广东省委原副书记）

　　1979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特区的主张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平同志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前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人们开始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设置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它们一般都是从本国（地区）内划出一定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用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投资，以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这些经济性特区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形态，主要包括：自由港、自由贸易区、过境区、出口加工区、科技工业园、自由边境区等。

　　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对广东省委负责人的这一重要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而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

　　就在当天，邓小平即安排与广东省负责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小平同志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试办出口特区”一节中提出，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在“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一节中提出，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当时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后采纳了相关人士的建议，改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同意会议《纪要》，从而也就认可和正式确认了“经济特区”这个名称。

　　李天增（珠海市委副秘书长，1984年邓小平视察特区时任广东省委接待处副科长）

　　大年三十　邓小平给深圳题了词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5分，邓小平乘专列来到广州站，一见到省委和广州军区的领导，就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2时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30分至4时，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邓小平细致地听了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同志关于特区建设和发展情况的汇报。满以为小平同志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没有表态，而是于4时15分乘车去参观市容。

　　在深圳，邓小平仔细看，认真听，高兴了就笑眯眯的，评论的话不多。深圳人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小平同志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卷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去珠海。午饭前，小平同志与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小平同志题词。我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我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小平同志虽然写的是“珠海经济特区好”，但我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对珠海的评价，而是经过这么多天对两个特区的考察和深思熟虑后，对特区的总体评价，只不过是借珠海经济特区来表达罢了。

　　“珠海经济特区好”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人们一些猜疑：邓小平在深圳没有题词，是不是对深圳有看法，深圳做得不好？深圳市委、市政府马上派接待处副处长张荣到广州，希望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的评价。

　　小平同志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30日下午，张荣到了广州。我特意将张荣安排住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溪。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小平同志照惯例出去散步，邓楠告诉我说：“散步你别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我弄了张6尺宣纸，一开四，又细心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又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小平同志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我将深圳写好作参考的纸条拿给小平同志。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我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粘住了。我暗骂自己笨，赶紧添水调墨，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这一次，他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日期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这样，张荣就满载而归了。

　　那一年的春节，许多深圳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李灏（深圳原市委书记）

　　1992年初，面对深圳的建设成就，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

　　特区姓“社”不姓“资”

　　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我作为市委书记，全程陪同了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是乘坐专列于1月19日上午8时抵达深圳的。他这次来到深圳，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兴致很高，谈兴很浓。

　　汽车刚开出宾馆，小平同志一边用兴奋的目光浏览市容，一边询问深圳经济发展特别是利用外资的情况。他问外资在经济总量中占多大比重，我回答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小平同志听了汇报频频点头，他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没有想到，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患有外资恐惧症的错误言论。他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小平同志接着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他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这为长期困扰特区工作的重大是非问题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1月19日在参观市容的途中，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深圳市经济发展情况，我认为深圳这些年之所以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当谈到股票市场时，小平同志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我感到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视野、胸襟特别宏大。小平同志提出的对外开放就是要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就是要利用人类已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应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不仅现在要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不仅在我国发展水平比较低时要这样做，就是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也不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也要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一切文明成果。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句句铿锵有力，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左”的思潮。

　　1月21日上午，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深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按国家财税政策上缴以外，还每年从市财政拿钱建立合作发展基金，以及采取其它一些方式支援相对落后地区的有关情况。小平同志听后说，将来，发达的地区上缴利润的方式可以改变一下，发达地区要多上缴一些来补内地。当然现在不变，不能削弱发达地区活力。将来国家要抓这个问题。否则，差距太大。

　　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考虑问题都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他不仅关心包括特区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发展，也非常关心贫困地区的人民，要努力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加以论述，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突破。

　　1月23日是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最后一天。8时30分，小平同志的车队开始出发，他将在蛇口港码头乘船前往珠海视察。在车上，我向他汇报了今后几项重大规划措施：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抓好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撤县建区推进农村城市化以及加强法制建设等。小平同志听了当即表示：“你说的那几项我都赞同，你就大胆按照这个去做，你要学习总结经验，发现做得不对的就要赶快纠正，避免犯错误。”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按照指示做，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小平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强调说：“我跟你讲，第一个就是大胆去干，不是要你去考虑要不要去犯错误，而是要你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纠正，总结经验。”

　　在蛇口港码头告别的时候，小平同志走了几步后突然转过身向我们走来，响亮地说道：“你们要搞快一点！”这个镜头在电视中曾多次出现，引起很多人关注。

　　“你们要搞快一点”，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和随意，实际上是小平同志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这既是对深圳的嘱托，更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加快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全面要求。

　　阎建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创办的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20多年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全面进步，以铁一般的事实昭示人们，创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决策，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带来无比活跃的生机。

　　在隆重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当年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小平同志1984年、1992年两次视察特区，两次相隔8年，特区的面貌大为不同，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质疑和问题。小平同志的两次南方之行，吹开了人们心中的迷雾，廓清了认识和理论上的误区，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次次注入了推进剂。它的意义是深远的。邓小平同志在特区所讲的话，成为邓小平理论煌煌巨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理论财富和精神财富。

　　游景玉（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总经理）

　　到机房参观时，小平同志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科技的希望在于年轻人

　　作为我国引进第一台仿真机技术设备的总负责人，我曾受国家委派，率领15名专家赴美学习并同美国专家一同开展仿真机的研制工作，花630万美元完整引进仿真设备和技术。1988年，我来到珠海，和二十几个合作伙伴，一切从零开始，把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搞了起来。靠自己的技术，也靠政府的支持，用两年多时间做出了国际标准的中国仿真机，可应用在宇宙飞船、火电站、核电站、化工厂、飞机、轮船等大中型高精密仪器操作者的仿真训练。

　　1992年1月25日上午，小平同志来到我们公司，听完我的汇报，他第一句话就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小平同志说：“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们的实践，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我相信是正确的。”

　　到机房参观时，小平同志和正在操作的两位年轻人握了手，并高兴地说：“我握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于年轻人。”当听说我们正在追赶着美国90年代新技术时，邓小平竖起大拇指称赞：越新越好，越高越好……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国家要爱哟，要发达起来，是时候了。一席话，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金德本（原国务院体改办经济特区和开放司司长）

　　海南洋浦开发规划引发轩然大波，小平详细审阅规划后批示

　　“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我在国务院特区办工作了13年，见证了我国最大经济特区——海南省的诞生与发展。海南特区的建立与发展中有几个关键时刻，都是依靠小平同志及时果断的决定，才能度过迷局。

　　在建省、建特区之前，海南岛隶属广东省。岛上的气候与内地区别很大，支柱产业是橡胶，有上百家国营橡胶农场。但岛上经济落后，85％的日用品都要靠广东省支援，居民生活相对贫穷。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前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视察。回京后，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交谈时提到：“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邓小平关于开发海南岛的讲话传达下来后，我们就开始思索怎么个开发法儿。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比照经济特区，给点特殊的政策。一开始，我们绝没想到要把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因为按照当时的理解，经济特区就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区域里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是实验性质的，即使搞坏了，也不至于影响全国。当时最大的特区深圳是327．5平方公里，汕头则只有1．67平方公里的面积，而海南岛却有34000平方公里。

　　紧接着，出了件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时突然提到：“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此后，中央各部委便按照建立经济特区的思路，前往海南岛进行实地考察。要建经济特区是定下来了，但具体怎么发展、什么思路，还在争论。1988年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央支持海南岛的发展，但海南岛的发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邓小平的指示成为建立海南特区的重要原则。

　　1988年4月，经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岛正式建省，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由此诞生。

　　海南特区成立不久，1988年12月31日，海南省正式向国务院提出要开发洋浦半岛。开发方式设想是一次性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外商成片开发，租期为70年。一次性出让这么大面积的土地，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新探索、新模式。

　　1989年2月起，洋浦规划这个大动作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说：这与旧中国的“租界”没什么不同。有的说：这是无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国务院、全国政协相继收到各种各样的“紧急呼吁”和提案。

　　那段时期，我们给中央报送了许多调查材料。经我手送出的材料就有一尺多高。我记得有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江苏苏州有家公司在澳大利亚买了一块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建筑物，而且购买的是永久性使用权，一亩地大概是十几美元。这个例子是从土地管理局下属一家研究所保存的报纸上找到的。

　　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详细审阅了开发洋浦的规划报告后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11月，《海南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首期付款协议》签字。

　　王佑贵（作曲家）

　　小平南方视察激发创作灵感

　　我写出了《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正是这首旋律优美，感情深挚的歌曲——《春天的故事》，人们的心灵涌动一股暖暖的春泉。在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的时候，听作曲家王佑贵谈他写歌的前后经过，让人心绪难平。

　　我是“老三届”，写《春天的故事》时我在深圳，正为珠海大型晚会写歌。有人问，“为什么能写得那么亲切？”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对邓小平有感情，要不是他再次复出，我们就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也没有机会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发挥才干。你随便问一个深圳人，他都会告诉你：“没有小平就没有深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作曲是有感而发。近10年在深圳工作，因而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感触最深。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前往充满挑战、前程莫测却也一派生机的深圳特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舞台。初来乍到，靠打短工勉强度日，虽身无分文，亦可心忧天下，我知道一个新兴城市的所有新奇，都是激发创作灵感的兴奋剂。有人说我是“深圳惟一没有股票的人”，可东深供水集团却敞开怀抱接纳了我，企业老总采取特殊人才特殊使用的方法，宁愿“养”着我这样一个“闲人”。

　　艺术创作的机缘，对应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一曲《春天的故事》，脱胎于小平同志的数次南方视察。说来也是巧合，小平同志几次来南方视察都是在春天。抓住了这个契机，就形成了乐曲的基调。在这江河解冻、山岳葱茏，大地吐蕊，万物复苏的春之季节，你可以纵情地驰骋自己的音乐想象，任思绪在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前瞻之间自由自在地徜徉，那激昂、跳跃、活泼、深情的音符会不请自来，一位老人——一个时代——一座南方的城市——一帧寓意深广的春天的画面，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渐渐清晰，就这样弹奏而成三月清流一般的澄澈、委婉、蕴藉、缠绵……

　　歌曲《春天的故事》，凝结了我一生的艺术体验和生活积累，江南细腻的民歌小调、北方粗犷的秦腔都隐约其间，还有在深圳度过的艰难却充实的3650个日日夜夜。一首好歌不只是一首歌，有人这样解读《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回响着中国人意气风发迈向春天的脚步……让我们更加怀念春天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聆听春天的故事，你会敬重一个老人的眼光和胸怀；聆听春天的故事，你会听到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足音；聆听春天的故事，你会感受到一个国家开拓前进的信心。一首歌就这样记取了中国新时期发展的历史。”

　　刘京嫣（东城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处民警）

　　南方谈话后大批北京人涌向深圳参观学习、开办业务

　　1992年，我为两万多人办了边境证

　　《边境通行证》制度最初是在1975年1月建立起来的。一开始，《边境通行证》是由市公安局统一签发的，1980年才改由各分县局直接办理。当时给群众办证的老同志，现在已经退休了。据他回忆，那会儿办证的人不多，就是把去边境各个城市的人都算上也不过几百人。而且当时只给执行公务的人员办证，因私是不给办的。

　　应该是到了1983年吧，因私也可以办理边境证了。但1984年还有文件指示：“凡因私事申请去深圳的人员也要从严控制，除必须前往探望直系亲属有正当理由的以外，一般不予以签发通行”。后来，条件渐渐放宽，到了1994年、1995年，因旅游前往深圳也可以办理边境证了。

　　我是从1989年开始负责东城区办证工作的。从1991年开始，每年东城区居民办理边境证的人数我都有统计，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年就是1992年了，有22500人，其中99％以上都是去深圳的。那时候，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刚刚发表出来。人们一下子涌向深圳。我们负责办证的两个同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天到晚就是埋头填写表格、证件、往证上加盖钢印。累得我回家炒菜时，连锅铲都拿不起来了。

　　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东城区居民前往深圳的人数都在10000人上下。1995年以前过万，1995年之后人数降到了七八千人。从全市范围来看，东城区办证的人数基本处在第4位，办证人数最多的海淀区是我们的两三倍。头些年，到深圳去的大多是以单位组织的形式。这两年，以私人身份去深圳的人多了，很多人都是到深圳去旅游的。现在，深圳那边也可以直接办理边境证了，来我们这里办证的人一下子少了好多，去年全年，我们只办理了2350个，其中去深圳的比例大概只有一半多。

　　这工作我干了15年。从我手里办好、签有我名字的证大概有十几万个了。深圳边防检查站负责查验边境证的同志对我的签名都很熟悉，据说，他们还曾根据我的名字和字体打赌，赌我是男是女呢。

　　1990年，我到深圳参观了一次，觉得那里发展很快，有很多先进的经验。所以，每次办证我都想快点给人家办好，让人家赶快去那边看看、学习学习。有时来办证的人手续不齐全，又要赶着过去签什么合同，那叫一个着急啊！我就亲自跟他们保卫科联系，让补材料，争取赶紧让他们成行。前两年，我也问那些常来办证的人，在那边的业务怎么样？他们老说，好啊，好啊。

　　郑小瑛（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

　　每周末举办音乐会

　　新机制成就厦门爱乐乐团

　　1997年，我从北京来到厦门，创建了中国惟一不占国家编制、民办公助性质的职业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有人说“厦门选择了郑小瑛”，这是因为厦门市政府曾被出生在鼓浪屿的钢琴家殷承宗的一番话所触动，他说“我和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几百场《黄河》，却不能满足与自己故乡的乐团合作演出《黄河》的愿望。”在我到厦门之前，这座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虽然著名，却没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市政府成立交响乐团的决定很勇敢，谁都知道交响乐不能赢利，只会赔钱，可他们也很有眼光，看到交响乐是现代国际化城市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项目。

　　那么是什么促成我在古稀之年远离住习惯了的北京，毅然决然接受了厦门市政府的邀请呢？我曾对市政府说，“我一直搞指挥，不懂得行政管理，能不能给我派一位团长来？”他们的回答是：“厦门以前没有交响乐，找不到人帮你，这个团就交给你了。”我就是冲这最后一句话来的。

　　厦门爱乐乐团创建招聘的消息，在全国各地的音乐界引起震动，几乎所有省市的高等音乐院校都有毕业生前来应聘。一支由7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交响乐团在特区诞生了。在短短的几年间，乐团积累了120多套曲目，与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合作，完成了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的协奏任务，以原创作品为主在日本上演整台中国交响乐……

　　在厦门我很开心。在国营体制下几十年做不到的事情，在特区的开放环境中做到了。乐团实行合同制、聘任制，量化细化管理，按工时记分，采用浮动工资，乐手们都喜欢排练，既长技术又得收益。人均工资在三千元左右，有十来人买了车和房，我看他们的车高兴极了，就像是我自己的一样。说到底，允许民办是个关键。乐团不仅每天排练5小时，还常年坚持每周末举办音乐会。一开始，一场音乐会演出票只卖出20多张；几年后，一场演出卖出200多张票已不算稀奇。乐团已成为厦门改革开放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个亮点，也成为城市的名片和品牌。想想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力主建设特区，没有改革开放的思路，就不会有我们厦门爱乐乐团。

　　从容（深圳市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望着邓小平雕塑我告诉女儿

　　特区拼搏实现了我的心愿

　　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在上海安福路幽静雅致的话剧团里开始了编剧生涯。那时我年少浪漫，和一两好友常常周末回学校参加舞会，要不就去某艺术家的家里高谈阔论。那时候天总是湛蓝的，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总是过了今天再想明天。我这种悠闲无为的生活姿态，一方面受散漫的老庄影响，同时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当然我也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我也有和林语堂先生一样的嗜好：一个好厨子、一个好书斋、一个好花园、几个好孩子。

　　可我们习惯了等待和观望，习惯了随大溜儿。我不是一个爱折腾的人，也缺乏行动力，可我有一个行动力强的妈妈。妈妈说：“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去特区，去学会生存。”我说：“太苦了。”妈妈说：“苦难是你成长的最好学校。”就这样我告别了上海，来到了深圳。

　　当年的深圳是拼搏者的战场，对于我这样一位来自安福路象牙塔里的姑娘，原有的快乐开始渐行渐远。我在一家四星级酒店报到的第三天就连滚带爬教起了英语、礼仪、餐厅服务，我从学生的眼睛里第一次惊喜的发现自己竟然是富有感召力的好老师，一年的教师生涯让我至今桃李满天下，常常人群中一声“从老师”让我回忆起培训几百名员工时的甜酸苦辣。

　　一年后我在一系列严格苛刻的考核后登上了经理的宝座，管理客房和西餐厅，“竞争”这个字眼在我的生命里第一次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当年的深圳戏剧还是一片处女地，经历了生活磨砺的我不再害怕困难。我遇到了赏识我的专业领导，我开始主持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出发。当时在全国剧协中排演话剧我们是最多的一家。我当起了制作人、导演；我邀请过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等许多艺术家参与深圳演出，为深圳戏剧不再是沙漠贡献力量。我的个人创作也因苦难而受益，我编剧的电影也获殊荣，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华表奖在北京揭晓，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影业公司联合摄制的电影《花季·雨季》以评委会全票的好成绩获得优秀儿童片奖。

　　今天我实现了我的心愿：一个好书斋、一个好孩子，还有许多的“好”以前没有想过也已经实现。

　　那天我带女儿去爬莲花山，女儿望着山上的邓小平雕塑问我：“妈妈他是谁呀？”

　　我说，他是邓爷爷，他改变了妈妈、外婆和你的生活。特区拼搏实现了我的心愿。（采写／李静　彭俐　侯健美　万安伦）（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