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具有人的一切好的东西，他也会像所有的人一样会有缺点，我觉得我不希望，我们家都是这样的，不希望把他作为神来对待，我们觉得不需要走上神坛，也不需要走下神坛，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是老百姓的一员。”邓小平之女邓林日前在谈到她的父亲时，朴素地说下这样一句话语。

　　时值8月22日邓小平百岁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从民间到官方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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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年来，纪念重要政治人物的场面人们并不陌生，但是人们在提到邓小平，这位把中华民族从动荡年代引入改革与建设进程的伟人时，内心的感受却不同以往。

　　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起了7年前他得知邓小平逝世时的情景：“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邓小平走了。’她没有悲伤，还是平日的表情。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平静。这是邓小平逝世时的特点。和毛泽东离开人世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和过度轻松，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股市只有18日下跌，以后连续几天一直呈上升趋势。”杨继绳写道，“邓小平逝世没有什么震动，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977年4月，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邓小平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明确表达了他的政见。此后，他被时代的大潮推向历史的前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结束了，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华大地天翻地覆。

　　这一切的变化，持续至今。其中包括他在晚年毅然交接权力，确保在他辞世时社会生活不发生大起大伏；也包括了他百岁诞辰时，人们不会再把一位政治人物放在神坛上膜拜。

　　对一位政治伟人的民意测验

　　与通常的纪念活动相似的是，这次各界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也有一批图书问世，如《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南巡讲话》、《邓小平画传》、《邓小平大战略》、《邓小平百年百事》等；也有一批影视节目推出，如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军事生涯》、电影《邓小平·1928》等；还有一系列学术及展览活动展开，如在成都举行的“全国邓小平科学和教育思想理论探讨会”、在厦门举行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以及将在香港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先生诞辰100周年展览”等。

　　而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一项在网络上展开的问卷调查却表达出了在纪念意义之外的更多内涵。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网从今年6月底起，以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为题，在新华网上进行了一次网上问卷调查。问卷挂出后，立即在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截至7月27日，共有5541人填答了问卷，网民留言千余条。

　　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邓小平的生平耳熟能详，回答“了解”和“很了解”的占到67．6％；邓小平理论已深入人心，回答“有较深了解”的占到31．2％，“知其主要内容”的45．2％，两项相加达76．4％。网民们对邓小平说过的话语感受最深的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选择此项的占34％。此外，“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话语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最关注邓小平理论哪方面内容的选择中，点击“邓小平理论如何和实践结合起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数最多，占48．2％。网民们还对这位政治伟人的人生际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34．7％的网民表示，最希望了解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

　　“中国人民深爱着邓小平！”看到这份问卷调查结果时，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这般感叹道，“邓小平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们思念和爱戴邓小平，还因为他实事求是、朴实无华。邓小平讲话不多，但掷地有声；邓小平理论也并不玄奥，但科学实用。”

　　一位政治领导人在逝世之后，仍经得起民意的考验，无疑是其强大生命力的表现。而对一位政治人物进行这样的民意测验，又凸显了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的包容力，其背后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在过去那高呼万岁的年代是难以想像的。

　　“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这是1980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所言。他的这番话语，今天正得到热烈的回应。

　　对他的回忆能从身边说起

　　“邓小平是真正地重视知识分子，他在1977年复出后首先就开了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座谈会，要给知识分子平反，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梁思成在“文革”中含冤去世，头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林洙在致邓小平的信中，希望能够为梁思成出版文集，并解决家人离散的生活难题，很快就得到回音。“他把给梁思成出书的意见批给了出版局，把关于我们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批给了北京市劳动局，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林洙说，“正是他这种果敢的作风，使包括梁思成在内的知识分子，重新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老舍一家人身上。“文革”初期，著名文学家老舍不堪凌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打得太不像话了，桌子上摞桌子，让他跪到上头。所以他说，士可杀，不可辱，与其成这样，我还不如干干净净地死了！”老舍夫人胡絜青在1978年8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几天后，邓小平在来信上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不可拖延。”

　　“我感谢邓小平，是他恢复了高考制度，让我们从农村走进了大学。”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看到类似的话语，人们对他的回忆总是能从身边说起。

　　“小平的伟大，还表现在他是一个十分务实的领袖人物，从来没有演戏和作秀的成分。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热爱着这片土地。他还说，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们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不要再作无谓的争论了。”一位网友作出这样的评价。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从不妥协的作风，这也是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基石。中国经济长达26年的快速增长，已使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国度不可逆转地前行。

　　“中国的改革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作出这样的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但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已减至2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3．1％。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一个改革，一个制度的变化，一个政策的变化，一个管理制度的变化，要不要搞，主要看新的制度，新的管理方法，是不是比原来能创造出更高的效益，也就是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是任何制度的变化都会带来好处。”中国工程院院士、经济学家李京文表示。

　　他举出了俄罗斯改革的例子：“前苏联的制度并不是很完善的，确实应该创新。但是，它的改革用‘休克疗法’一下子实现。代价是什么呢？从1991年到2000年，它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比过去下降了55％。原来苏联的经济总规模是我们的好几倍，现在则是我们的1／3。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承受了巨大损失，战争结束时，其经济总规模相当于战争开始时的一半。俄罗斯的这次改革，也是牺牲了一多半经济成就。而我们通过改革，经济总规模翻了两番还要多。”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邓小平百岁诞辰前夕，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述职，始于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并作为全会议程的第一项，此举被誉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而四中全会将研究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又让人们对各界普遍关注的政治文明建设寄予厚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邓小平逝世后，1999年3月，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宪法，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向世人表明了邓小平之后中国的风云走向。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签署ＷＴＯ条约，申办奥运成功……一项项牵动国际舞台的活动，让人们看到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人民生活已从“温饱”跨入“总体小康”，并进入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机遇期；国内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对外开放由局部开放转为全国开放；国家财力也由“弱”到“强”，财政收入从1990年的2937亿元，突破至去年的2万亿元；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创造世界之最……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政治文明建设越发迫切起来。2002年12月4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施政理念，正深化到政治文明的建设中，高官问责制，废止“收容遣送”，清理超期羁押，禁止暴力行政等，开启政坛新风。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是邓小平1986年9月会见日本友人时发表的讲话。

　　“邓小平认为民主就是公民的自主权和参与权。民主的形式就是民主权利，在政治生活领域内它表现为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权利。他说：‘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密切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吉吉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邓小平还指出，廉政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转型期腐败犯罪增生，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等因素是其复杂的现实原因和深刻的历史原因。”

　　这位著名的理论法学专家认为，“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和廉政思想，是邓小平法制思想，乃至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征，已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自身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今天，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日，重温这些思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记者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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