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南开区白堤路西侧，有一处天津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占地两万多平方米，这就是“李纯祠堂”。每天过往的行人也许不会想到，这一“祠堂”的“前身”竟是一座王府，它是当年由北京清庄王府原样不动“移居”天津的，操作者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李纯李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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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桑庄王府 天津重再生

　　李纯祠堂的名字有些陌生，不过，提起天津的那个“旧书市场”，却是大名鼎鼎。每到周六、日，这里人来人往，前来淘宝寻书的人络绎不绝。前些天，旧书市场从这里消失了，里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踏进这一深宅大院，不难体会王府建筑的宏伟气派。

　　从白堤路边的高台阶走上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宽大的院落。南北相对的大殿居中而建，两侧较小的东西配房规模略小，曲折蜿蜒的回廊伸入后院深处。地面的方砖还是那么完整，有些地方由于经常被人踏过而有些发亮，四角墙边，绿油油的青苔不知何时爬上墙基。抬头观望，大殿上的绿琉璃瓦整齐地排列在屋脊之上，屋脊两端的大吻与垂兽、跑兽，安详地守卫在它们永久不变的位置上，它们忠于职守的“信念”似乎并没有随着年代的久远而略有改变。

　　天津市文物专家魏克晶告诉记者，眼前的李纯祠堂是王府式的建筑，绝非祠堂家庙的格局。1914年，江苏督军李纯在北京西直门外以20万元购得前清庄亲王府(原为明朝大宦官刘瑾旧宅)，拆建后改为居民住宅出租，拆下的建筑部件、材料(如琉璃瓦、雕梁画栋、墙砖、石雕等)则拆运抵津，并于1923年在此建成仿古建筑，其建筑结构与当年的王府建筑一模一样，故有天津“王府”之称。

　　布局颠倒建 花园在前面

　　按照魏克晶的考察，这座李纯祠堂是按照坐北朝南意图设计的，所以正门应该从宅院南边的照壁开始。“很多人以为坐落在白堤路上东南角入口是正门，那是不对的。”

　　“虽然说李纯祠堂的建筑都是王府的建筑，但当年重建时，把原先的王府建筑布局颠倒了过来。原来庄王府的布局与其他王府应该一样，先是住宅，后是花园。但李纯祠堂正好相反，把花园建在了大门口，而把其他四进院子(原为四进院落，现最后一道院已经被建为新式楼房)建在花园以后，这也是有人误以为前面的那个门是此宅正门的一个原因。”李纯祠堂历时10年建成，占地2.56万平方米，为矩形建筑布局，由花园、照壁、石牌坊、石拱桥、大门、前殿、中殿、后殿、配殿和回廊组成。整座建筑色彩绚丽，碧瓦朱栏，宏伟壮观。

　　整座建筑的照壁虽然还在，但已经被一些后来兴建的平房遮挡住，看不清本来的面目，只有把守大门的两尊石狮依然蹲在那里。摸着光滑的石狮，魏克晶告诉记者：“这两个石狮是明朝留下的，想必是庄王府承袭刘瑾的住宅时一并收纳了。没想到几百年后又到了天津。”魏克晶先生说，第一代庄亲王是努尔哈赤的亲兄弟，清军入关后，庄亲王的王府就是明朝大太监刘瑾生前的住宅。

　　过了一进门的牌坊，后面便是驮碑的赑屃，偌大的汉白玉石碑竟然没有一个字刻在上面，俨然一块无字碑。驮碑的动物叫“赑屃”，传说龙生九子，它是其中的一个，因其寿命长而且擅于负重，所以古人在建筑中大多用它来驮石碑。现在还流行着“摸摸头，什么也不愁；摸摸背，一辈子不受累；摸摸牙，想啥就来啥；摸摸尾，一辈子不后悔”的说法。

　　建宅颇大胆 门前金水桥

　　走过花园，横在眼前是一座不太起眼的小桥，略呈拱形的石桥下还保留着窄窄的护庄河。走过小桥，就是李纯祠堂的正门了。本想随意地从桥上跨过，没想到魏克晶却止住了脚步。“你觉得这小桥有什么特殊吗？”魏克晶先生问道。“没有呀！”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小桥还是很简单。“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大家都看到过吧，李纯祠堂前的这座桥就是那样的设计，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了的‘金水桥’。过去只有皇宫的门前才能有这样的小桥，其他住宅要有这样的建筑都是违禁的。”

　　幸亏李纯祠堂是在民国以后建的，不然就要被杀头了。当年李纯在此处建宅，张扬的场面恐怕政府的高官有所耳闻，据说袁世凯还过问过此事。也可能是因为袁世凯的压力，李纯才把它对外称为是李家的祠堂，没敢说是自己居住的住宅。

　　落魄王爷家

　　缺钱卖王府

　　当年魏克晶在考察李纯祠堂时，李家后人曾依稀记得这座宅院是1914年开始兴建的。这一年，刚好是清皇室退位三年以后。虽然八旗子弟、王公大臣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但再怎么说也不至于沦落到卖住宅的窘境。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王爷家呢？

　　天津社科院罗澍伟教授揭开了王爷府落败之谜。“第十代庄亲王载勋，约出生于1856年前后，1879年袭庄亲王爵。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他力主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经载漪奏请，命载勋与刚毅为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团练王大臣。载勋借机在府中建坛。各地义和团到北京后，先在庄亲王府挂号编伍，载勋自己也是头裹红巾，身着短衣。团首有自称关羽的，载勋竟然跪迎，不敢仰视；不久又被任命为京师步军统领，就是九门提督，悬赏捕杀洋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对抗洋人的指挥所———庄王府遭到破坏，大半部分被毁，只有后院得以保存，所以李纯购得的庄王府也并非全部。”

　　载勋更倒霉的日子在后面，及至“和议”开始，载勋被各国指为“祸首”。先是被革去官职，就近在山西蒲州(今永济)府派员管束，拟随后交宗人府发往盛京圈禁。但各国对这一处理方案并不满意，慈禧太后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发布上谕：“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教堂，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翌年正月初三(1901年2月21日)葛宝华蒲州，先悬白帛于载勋所居行台后的古庙内，然后宣旨。载勋告别亲眷，缠帛于颈而死。

　　因为庄王载勋是有罪之人，其家属的各项待遇也变得十分有限，民国以后，日子更加举步维艰，李纯兄弟出20万元购买这个王府，当然能够成交了。罗澍伟教授告诉记者，此前有说法认为，1916年，李氏兄弟听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购买北京东单三条的清豫亲王府，在修建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时，从地下挖出了大批的银子，兄弟二人怦然心动，于是开价20万元现大洋买下了庄王府，并用庄王府的材料筹建住宅。

　　显贵李督军

　　夸富建私宅

　　李纯，字秀山，天津河东人，1874年出生在水梯子大街东兴里，一家数口以卖鱼糊口。为生计所迫，李纯15岁即入营当差，17岁被保送天津武备学堂。因其为人精明干练，毕业时以精于德国操法而留堂任教。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李纯任教练处提调，备受青睐。不久即出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旅长)和随营学堂监督，从此成为袁世凯的亲信。辛亥革命后，李纯在江西助袁世凯平“二次革命”，遂被委任为江西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称帝失败，李纯又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兼浦口商务督办。

　　李纯一生两任南方省都督，生财有道，据说他的财产有1000万元之多。李纯有生之年拿这些钱干了两件有据可查的事。

　　一件是资助学校。他所以热心教育，曾在天津的河北、河东捐建了三所“秀山小学”，日常开销也全部由他负担；同时应教育家严修、张伯苓之请，捐助南开学校基金50万元，在八里台南开大学建了“秀山堂”。

　　另一件便是在京津两地广置房地产，天津有东兴里经租处，北京有平安里经租处，均由其弟李馨负责。现在的这座李纯祠堂，就是当年开价20万现大洋，买下了坐落在北京西城的庄亲王府，然后将保存完好的后半部分全部拆除，梁柱砖瓦运到天津南开区，施工数年建成，为掩人耳目，称为李家祠堂；同时庄王府原址另建为平安里、志兴里等处房产700余间，由平安里经租处负责出租。

　　专家考证 李纯祠堂是家宅

　　罗澍伟教授认为，李纯祠堂的建筑格局，基本保持了庄王府的原貌，如戏台上的蟠龙藻井等等，均系王府旧物。由北京拆迁到津，虽是李纯兄弟的个人行为，却涉及了那个时代的两段历史。北京的王府能够完好保存至今的已不多，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外地的，在全国来说也是仅此一座。

　　能够证明李纯祠堂的建筑取自王府的，还有许多证据。魏克晶指着二道院大殿屋脊上绿琉璃瓦说，过去皇帝居住的房屋可以用黄色的琉璃瓦，王爷的住宅只能用绿色琉璃瓦，低于王爷级别的大臣住宅用其他的颜色。这一点足可说明李纯祠堂取自过去王府的建筑。另外，大殿的台阶上有一块御路石通到大门口，如果不是王府，谁敢有这样的台阶？

　　李纯祠堂院内，尽管各个建筑的威武气势还在，但漆皮剥落的建筑外观让人感到一丝惆怅。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许多木质结构已经开裂，露出深深的木纹。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殿外部彩绘已经风化严重，很多地方都已经痕迹全无。建筑在主要木质结构上都采用榫卯结构，不用钉子。也正是这样，才有了组装重建的可能。

　　魏克晶告诉记者，庄王府如果从第一代甚至更早几十年算起，恐怕至少有300年以上的历史，即使当年李纯迁建庄王府时，肯定也花费了不少工夫。由于所有的建筑为木结构，当年迁建的难度肯定不小。只不过，过去的工匠都掌握这些木结构建筑的拆装技巧，将大件、整件的木料经过编号运到天津，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组装，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当年他在考察李纯祠堂时发现，所有的斗拱、立柱以及其他小木料的材质均为同一年代，所以当时肯定是原拆原建，与原来的王府房屋一致。

　　李纯为了避人耳目，对外称修建祠堂，那么这里的布局是否真的是祠堂的布局呢？魏克晶认为，从各道院两边的回廊来看，这里应该是住人的住宅，因为家庭住宅才有建回廊的必要，而祠堂却不必要。另外，从考察发现来看，现在李纯祠堂旁边的一片土地，当年也是被李纯所购买，那片地在如今“李纯祠堂”的西面，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讲究，祠堂要建在住宅的西边。所以说，现在称为“李纯祠堂”的建筑，应该是李纯的住宅。

　　1920年10月12日夜，李纯突然在江西都督府里暴卒，引起了社会广泛猜测。据他的参谋长齐燮元说，李纯是因“忧国忧民”而自杀的。另一说法则是，其妾与李纯的马弁有染，为李发现，李被该马弁枪杀。只是由于李纯莫名其妙地早亡，“李纯祠堂”的功用才没有被证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在李纯死后，也没有证据表明李家曾经将列祖列宗的牌位摆放到“祠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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