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敬爱的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邓小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中国人民对邓小平永

读冠军背后的故事 走入香港梦想之都 大型休闲游戏燃烧战车 盛夏靓丽风景线

远怀着深深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一

　　邓小平16岁时就远渡重洋，到欧洲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1922年他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便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走上了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年底奉调回国。1927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到武汉任中共中央秘书，经历了大革命悲壮惨痛的失败，筹备参加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不久随中共中央机关到上海，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夏奉命前往广西，发展党的武装力量，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渡江战役到挥戈大西南，邓小平屡膺重任，不畏艰险，英勇奋斗，战功卓著，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建立后，已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完成中国大陆的解放，后又在治理西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岗位上成绩斐然。1952年奉调进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几年间，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总结经验，纠正失误，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现出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才干。

　　1966年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因“文革”而发生逆转，开始了他人生中最痛苦的艰难岁月。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排“四人帮”干扰，果断坚毅地致力于全面整顿，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他主持的全面整顿，初步扭转了“文革”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是“文革”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他在未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巨大作用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面临选择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背负起中华民族的希望，领导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众望所归的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应答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对理论的呼唤，邓小平知难而进，以严肃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科学态度，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通衢大道，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二

　　从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邓小平曾多次来到武汉，在江城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筹备参加著名的八七会议。1927年6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的前夜，邓小平从西安辗转来汉，担任中央秘书，负责管理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工作。“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面对反动派的屠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在汉的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即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联系到会代表，选择确定会场，安排食宿，并于8月3日悄悄地住进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即将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提前在此迎候参加会议的代表。在8月7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会议最后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重新鼓起全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邓小平直接经历并参与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他的人生履历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邓小平这次在武汉住了3个多月，约在9月底10月初才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尽管没有历史资料记载他当年在武汉所做的一切，但革命低潮时艰险的环境和在党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无疑使他增长了智慧、才干和胆识，开阔了胸襟和眼界——到上海不久，他就挑起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重担。

　　邓小平对参加八七会议和在汉的这段历史十分珍视。1972年，武汉地区有关部门开始征集八七会议史料，着手恢复八七会址的工作，在江西的邓小平尽管身遭软禁，仍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根据中央办公厅转来的询问提纲，亲笔复函，实事求是地回忆了45年前的经历，为武汉有关部门了解八七会议情况，考证和复原会址提供了可靠依据。1980年5月，他还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豪放苍劲的大字，寄往武汉。同年7月15日，邓小平及夫人卓琳一行来到八七会议纪念馆，重访旧踪话当年。在带领中国人民描绘四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他心中充满了深沉厚重的历史感。

　　与刘伯承一起率部在武汉近郊和外围作战，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在解放战争中，邓小平与刘伯承于1947年6月30日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10月6日，刘邓大军第一、二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挥师南下，攻入武汉近郊的黄陂、新洲境内。10月1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野战军司令部机关进驻新洲的徐王家湾，就近指挥战斗。在此期间，刘邓大军在麻城歧亭和新洲的柳子港、李家集等地先后歼灭国民党军56师新17旅和52师33旅各一部，对华中重镇武汉形成了极大的威慑。中共中央为此于10月12日通电嘉奖。在进驻新洲期间，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还发出《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改，纠正筹粮筹款中的“左”倾错误，建立地方武装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共中央随后将这一指示批转各解放区中央局，要求“一体遵行”。刘邓大军在武汉近郊和外围的作战行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已成功地将战争从解放区扩展到国统区，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解放区战场抽调33个整编旅回防华中，人民解放军从此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协助毛泽东在汉召开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为纠正“左”倾冒进错误作出了辛勤努力。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来武汉是1958年11月。此时，已经察觉到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倾错误的毛泽东准备在武汉召开会议，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纠正“左”倾冒进，减少损失。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开幕；11月28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开幕。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终于迈出了纠“左”的第一步，取得了最初的成果。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日理万机，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作了大量工作，为开好会议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并为纠正失误，调整政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在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说，目前公社只能说是集体所有制，只能说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按劳分配、工资级差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积极作用，不能否定。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对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人民公社今天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他还说，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并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来制定目前的方针政策，这样才会使我们既不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又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首先在武昌车站发表了重要谈话。以邓小平在武昌和深圳等地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2年早春，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那永载青史的南方视察。武昌有幸成为南方视察的第一站。元月18日上午10时31分，邓小平的专列稳稳地停靠在武昌火车站第一站台。早已在此迎候的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同志迎上前去，代表湖北省和武汉市人民向邓小平问好。邓小平亲切地说：我们边散步边谈吧。

　　邓小平一边细心听取汇报，一边插话，走走停停，停停又走走，来回走了4次，进行了他视察南方途中的第一次重要谈话。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语气坚定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强调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办事情正确与否，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听取情况汇报时，邓小平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还说：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ＡＢＣ》。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边走边听，边听边讲，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尽管当时气温接近零摄氏度，但武昌车站的月台上，却洋溢着春天的气息，省、市领导同志聆听了邓小平的谆谆教诲，感到信心百倍。上午11时零2分，邓小平乘坐的专列开出武昌车站，向南方疾驰而去。接着，他在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像一股强劲的东风，激荡起整个神州大地的滚滚春潮，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倾注心血，曾多次给予武钢等“武字头”骨干企业以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以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工业等制造业为主体的基础工业的发展尤为关注。武汉重型机床厂是我国“一五”计划中全国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我国重型机厂制造骨干企业。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来到武重视察。在厂领导的陪同下，他仔细了解了武重的发展规划，又来到当年建成投产的一装配车间和一重大件车间，观看了机床设备和工人们的生产操作，并同工人师傅亲切交谈。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来到武钢。在一号高炉出铁场，他选择了一个观看出铁的最佳角度，站在一根枕木上，仰望着金星迸溅、铁水倾泻的出铁口，听负责接待的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及一号高炉炼铁工、全国劳模李凤恩等介绍情况。他谈笑风生，为新中国的第一个钢铁基地建成投产而欣喜。听说二号高炉也即将破土动工，他高兴地说：你们要多建几座大高炉，那时我再来参观。

　　1973年邓小平复出，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了尽快恢复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当年12月21日，邓小平于百忙中抽空第二次来到武钢视察。此时，这里已建起四座大高炉，其中雄伟的四号高炉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的最大的高炉之一，是全国冶金行业著名的红旗高炉。邓小平观看了四号高炉出铁，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当厂党委负责人汇报情况时，邓小平对四号高炉建设中工人阶级团结协作的精神给予了肯定，称赞他们打了一场钢铁战线的淮海战役；又对正在筹建中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提出了殷切希望，指示要加快新技术的引进工作，搞好工程施工和配套工作。这次视察中邓小平还对武钢的发展规模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设想，他对武钢负责人李振江、郑云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400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1000万吨！”当时“四人帮”正在一个劲地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雄伟气魄，使武钢工人深受鼓舞；他对武钢提出的1000万吨钢铁的奋斗目标，如今已成为辉煌的现实；武钢工人正满怀豪情向年产钢1400万吨冲刺。

　　1980年7月16日上午，邓小平第三次来到武钢，这次主要视察投产后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为了不影响厂里的生产，他事先就嘱咐省委负责人：“不组织群众欢迎仪式，一切按正常生产进行。”但武钢工人还是自发组成了欢迎队伍，以表达对邓小平的深厚情感。在武钢负责人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第二炼钢厂连铸车间、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热轧带钢厂。他对一米七轧机的生产及产品的质量十分重视，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并兴致勃勃地站在操纵台前，望着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方向，穿过粗、精轧机组和层流冷却系统，迅速奔驰着，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最后卷成卷。邓小平对武钢负责人说：你们要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还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邓小平对武钢一米七轧机发挥效益问题一直十分关心。1975年9月28日，他和李先念等5位副总理共同签发了关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问题的指示，要求“做到按时投产，并且能保证持续生产。”这对工程的建设和顺利投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天，他一边观看轧钢过程，一边问：“原先建设一米七这几个厂时，钢和钢坯打算从哪里来？是怎样设计的？”又问：“武钢达到400万吨钢，还差多少矿石？配起套来需要多少投资？”他说：“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轧机才能发挥出效益。”视察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搞好技术进步和配套建设，勇于改革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这些重要指示，为武钢最终闯出一条“质量效益型和科技创新型”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冲刺国际一流现代化钢铁企业绘制了蓝图。

　　三

　　邓小平在他伟大光辉、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思想理论、精神风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的光明大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凝固化、神圣化。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觉察，曾经提出对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引以为戒”，并进行了一些艰辛探索，目的是摆脱苏联的建设模式，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重新提出并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他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个总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领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毛泽东通过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俄国和中国变成了现实。已经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继续和着重探讨的历史课题。邓小平的贡献就在于，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如果没有这个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基本路线，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和崇高风范感召着我们。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尊重群众，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领袖，但却深情地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高屋建瓴，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时更是大刀阔斧，行动果断，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气魄。他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崇尚实干，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探索新路子，创造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是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他思想解放，勇于创新，从不拘泥于传统，从不固守于本本，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他意志坚定，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荣辱进退，宁可再次被打倒，也不愿主持起草肯定“文革”的决议；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三落三起”，愈挫愈奋，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强，一次比一次更加走向辉煌。他原则性强，方法灵活，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十分缜密十分周到地、妥善而稳健地处理了大量的内政外交中最为复杂棘手的问题，领导才能臻于化境。他的理论是朴素的，为人们提供思想，开拓思路，确定原则；他的语言是平实的，言必载物，精炼明快，明确实用。邓小平理论具有独特的风格，闪烁着深邃的思想光芒。邓小平的理论和精神，开了一代新风，使整个时代都带有他的特点和色彩，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小平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把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国家留给了后人，把一面伟大的旗帜留给了后人。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用邓小平的革命精神教育人民，使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和革命精神，成为中华儿女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邓小平在武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及重要指示，永远是武汉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工业建设的辉煌历史，凝聚着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倾注的心血；改革开放以来，武汉人民正是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他革命品格和崇高风范的感召下，不断推进武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近几年来，我市上下“主攻工业”，突出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了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效益稳步提高。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年的今天，我们要增强加快武汉发展的紧迫感，树立跨越式发展的雄心壮志，努力把武汉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把武汉的城市面貌改变得更好一些，把武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一些，充分发挥武汉在促进中部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努力走在中西部前列。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扎实工作，为武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