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户县农民杨伟名，从对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的真实感受中，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冲破思想迷信，大胆地提出了许多事关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途的意见和建议。他的思想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一文中。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杨伟名的理论活动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
反映出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自身生活而探索建立合理的经济体制的艰难历程。当今天的人们重读他的文章，回顾他坎坷的一生，无不为他对城乡经济和社会主义阶段性的精辟论述而叹服，无不为他用生命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略而敬仰。杨伟名的思想和品格，难能可贵，可敬可叹。他是西安的骄傲，是陕西农民的骄傲！
今天，我们纪念杨伟名，既要领悟他那些为历史实践而证明了的真知灼见，更要学习和弘扬他的那种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探索之中。探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还是从某些本本、条条或主观愿望出发，盲从领袖、权威的意见？这是杨伟名所处的那个时代众多思想者内心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杨伟名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他熟悉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广大农民的意愿，面对因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农村工作的瞎指挥、命令风、浮夸风等天灾人祸引起的日益恶化的农村形势，面对生存艰难的农民兄弟，他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基层干部的良知，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了。对统得过死的城乡经济，他力谏党中央，亟需“解带松腰”，采取“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就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作全面彻底的调整。”对建立什么样的农村经济体制，他提出应当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要开放“自由市场”，对中小型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国家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即使在发展非计划经济中出现一些所谓的投机倒把，也是“兴大利中的小弊”，不必大惊小怪，等等。杨伟名的思想和主张，有理有据，指出了当时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工作方针、经济政策、农村农业政策、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揭示了当时城乡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要害，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如果没有无私无畏的胆略，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有谁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如此“越轨”的评论，有谁敢对领袖和权威的思想挑战？杨伟名不计个人得失，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逆耳之言”，开出“苦口良药”，可谓大智大勇。更为可贵的是，在他遭受来自各方面批判的巨大压力下，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正气：“说我提出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在真理面前，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这种不惟上只惟实的刚烈精神应当让当时那么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先生们感到惭愧，也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名言有了一个沉重注解。
杨伟名为他的《当前形势怀感》、为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杨伟名的思想和论断是有远见卓识的，他的文章是闪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光辉的历史文献，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杨伟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似乎变得很遥远。但我们不能够忘记历史，不能够忘记那些为追求真理，推动历史进步而无私奉献的人们。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我们所从事的当代中国改革、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活动中，在实现把西安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宏伟目标的进程中，我们非常需要学习和弘扬杨伟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哪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惟书、不惟上、不迷信、不盲从，敢想，敢干，敢于破除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观念、旧体制，敢于挑战权威，挑战传统，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我们各项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在探求真理的时候，不再需要以自己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为代价，杨伟名的遭遇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他的精神永存。在这样一个政通人和、百业兴盛的时代，依然呼唤着千千万万个像杨伟名这样执着追求真理的志士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