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崇华张培林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谈到陕西户县三个农民党员写的《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时，他严厉批评了这封来信，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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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毛泽东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省地县很快作出结论：“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随之三名党员受批判，其中主笔杨伟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辨别是非的最高裁判，事隔20年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对杨伟名和他的《当前形势怀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终南山下，渭河之滨，有个闻名全国的农民画乡户县。这里不仅文化积淀深厚，人才辈出，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建立党组织后，户县就是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生于1922年，家住户县城关镇的杨伟名，不仅从小聪明好学，而且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贫困的家境和被抓壮丁的遭遇都使他对共产党由衷的热爱，为此，他克服只上过几年私塾的困难，经常阅读进步报刊，并为西安的进步报刊写稿，探索革命道路，抒发对党的感情。1948年末，他与户县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第二年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户县县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户县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副乡长。合作化开始后，村里没有担任会计的合适人选，遵照乡亲们的愿望，他向组织提出申请，回村担任了合作社会计，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对农村、农民、农业工作的探索和奋斗。

　　自从1957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里提到了“跃进”一词，他就以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感觉到这个词汇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1958年，“大跃进”一提出来，他欢欣鼓舞，热血奔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针在报上公布，他积极拥护。对“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他和千百万朴素勤劳、一心想过上富裕美满幸福生活的人们一样，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办公共食堂，搞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他都积极参加。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起，人们开始受到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惩罚。公共食堂的饭越来越稀，久违了白面馒头。科学家发明的从玉米芯、玉米壳里提取的所谓淀粉，成了公共食堂的粮食。荒年的口粮野菜、树叶，又回到了庄稼人的碗里。1960年开始，从河南、山东、安徽、四川、甘肃等地一溜一串的逃荒农民，从火车上蜂拥而下，不少光棍引回了皮包骨头的外地女人，队上的场院、饲养室草房、村子的古庙、碾坊，都有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女老少。几乎绝迹的“叫化子”，又成群结队出现，许多地方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令人费解的是，报纸上广播上的宣传，和现实生活大相径庭，一片叫好声充斥报纸。1958年是大跃进，1959年是特大跃进，1960年没有刹车，还要持续跃进，全面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充斥整个农村。农民群众早已对公共食堂怨声载道，但报纸上却一再宣称，要坚持办好食堂，还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更令人担忧的是生产上的瞎指挥、命令风、浮夸风持续不断，愈刮愈烈。

　　此时此刻，杨伟名以一个党员的党性和基层干部的良知站出来说话了。他从1960年接连写了《谈小麦播种量问题》、《关于处理有关当前物资紧张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目前农村工作十谈（片断）》等十几篇建议文章，计10多万字，分送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受到省地县各地党组织的重视，有的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

　　1962年5月，中央三大政策（核算单位下放、公购粮包干、粮食全部按劳分配）的贯彻，使关中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尽管3月底4月初出现了多年未遇的晚期霜冻，不少麦苗叶子焦黑枯萎，但由于政策好、人努力，加上后期天帮忙，小麦很快返青，有望成为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乡道上、街巷里，到处是欢声笑语。

　　那些日子里，这个“处江湖之远”的乡村知识分子，一直处在亢奋之中。他从几年来的贫困看到教训，也从目前的好政策看到了希望。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平时对问题的思考，如同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拾。不知是灵感来临，还是平日里思考深远，他很快就完成了这篇自己极满意的近万字的《当前形势怀感》。

　　杨伟名把稿子念给支委的几个同志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伟名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离，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支书樊印山慢慢悠悠地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你这些主张，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就是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签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也叫《一叶知秋》、《三个党员的来信》，由于文章近万言，又叫《万言书》。《当前形势怀感》是杨伟名的一部力作，它击中了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工作方法中存在问题的要害，特别是切中了当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要害。

　　忠言逆耳利于行

　　《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洋洋万言，以天下为己任，以党性为根本，以民生为宗旨，建言献策，陈述坦率，比喻生动，观察细腻，态度理性，意见尖锐，思想深刻。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农民党员，更加难能可贵。

　　这篇文章共分为13节：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过”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繁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作者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

　　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的经济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他指出，无须担忧国营经济出问题，因为“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作者对中国国情有清醒的判断：“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显然，由于对国情的认识偏颇，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作者分析说：如果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现行政策“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杨伟名提出：“农业方面，采取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有“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

　　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患了“并发症”，而“‘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盗窃事故’、‘逃荒遣返’，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现象统属于‘病之际’”。

　　作者还就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自由市场、用“价值法则”调整供需矛盾和刺激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民主集中制等，提出了自己的、也是中国农民的政策主张。

　　在这篇文章里，杨伟名还看到了产生问题的另一重要环节，那就是基层的真实情况的上达以及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作者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地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不妨碍。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急’。进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源泉’，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此‘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如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它！”他说，没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谈“民主集中制”？

　　以上论述，从实践到理论非常客观而沉着地陈述了下情不能上达，不顾国情制定方针政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现状，并对症下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石激起千重浪

　　《当前形势怀感》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文章发出后，开始的反映是积极的。

　　5月28日，西安市市长刘庚给省委办公厅转去《当前形势怀感》，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6月2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34期对《当前形势怀感》作了简要反映。

　　6月21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副页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当前形势怀感》。

　　6月23日，咸阳专署专员王世俊复信。信中说：“最近又接到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很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希望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多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

　　6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2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说：“你们的来信，我早已收到了，确实因为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但是我以为我还是以负责态度对待了您的来信。我把你们的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乃至中央如实作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并鼓励他们说，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

　　7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这期间，杨伟名被党内高层发现，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读了这篇文章，即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清找杨伟名座谈，杨伟名被聘为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通讯员，与此同时又被聘为咸阳地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可以看出，《当前形势怀感》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的愿望。

　　《当前形势怀感》能得到上上下下下特别是一些领导的肯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虽然杨伟名当时未曾知晓。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包产到户的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划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联系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接见共青团干部时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了那个著名谚语，“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声明，这只是初步意见，可能不算数，待中央在8月会议上再定。

　　逄先知在《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披露：“当时对于分田单干的问题，中央不少负责人都是同意的。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基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并且由于毛主席对《六十条》的偏爱，认为贯彻了《六十条》，农村的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已基本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主席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再进一步调整，搞包产到户什么的，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8月，中央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索。”

　　导火索已经点燃，杨伟名及其《当前形势怀感》受到批评就成为必然。8月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特别对“一叶知秋”、“单干”问题批评尤甚，责成给来信以明确回答，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1962年9月初，户县北街七一大队进驻了一个由省地县社党委负责同志组成的四级工作组，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声势之大、态度之严肃，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工作组轮番找杨伟名谈话，但他神情自若。他是自信的，纸上写的都是他反复思考过的。他告诫自己，为了过关，写的检讨语言要诚恳，分寸要把握好，对实质问题该回避要回避，让将来的历史去检验！于是写了一份《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检查，在工作组临走时交了上去。

　　是年10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写的《关于纠正单干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情况的报告》中说，宣传单干的言论，“在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中讲得比较系统”，“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

　　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向西北局、党中央写了《对户县三个共产党员<当前形势怀感>的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说三个党员提出开放自由市场。“完全是一种冲垮统购统销、损坏计划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的荒谬主张”等等，省委还提出要把三个党员的错误观点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教育。

　　10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单干”、“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1963年1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监委给杨伟名等三名党员的定性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是富裕农民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乱发信件，广为散播，在组织上也是有原则错误的，是违反党的纪委的。经检查指出后，‘尚能认识错误’、‘表示悔悟和改正’，因此‘不给纪律处分’”。至此，这个案件才告一段落。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尽管杨伟名深知历代以言治罪的教训，决心不再写东西，不再过问政治和时局，但“文革”开始后，他又公然批评“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非常危险；说学习毛选“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临渴掘井”、“教条主义”；指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红颜薄命，智者多灾。洞幽识微的慧眼，为党为民的情怀和刚直不阿的性格，给他带来了灾难。“文革”中，他这个历史与现行双料的“修正主分子”，挂牌、请罪、罚跪、挨打、喷气式和受辱就成为必然的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无端受羞辱的心情和无休止的残酷批斗，使他彻底绝望。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双双服毒，走上了绝路。

　　1979年6月1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六次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对杨伟名同志予以平反昭雪，并发给埋葬费，适当解决生活补助费。由城关公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予以宣布。”一场冤案总算有了了结。

　　历史终于为杨伟名和他的《当前形势怀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原载2004年第1期《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