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卓琳曾拒绝小平求婚】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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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琳：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和这些工农干部结婚。我要找知识分子。邓小平并不灰心。

　　卓琳：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情朴实的方式，为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同甘共苦转战南北】

　　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奔赴了太行。

　　卓琳：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风云多变恩爱不渝】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卓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来我也给他当秘书。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映，患难与共。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佳话。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上楼时就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

　　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邓小平已经走了，夫妻俩风雨中结成的深厚情义，全化作花雨飘洒。（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