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土地私有化能救农民于穷苦？“盆景农业”是中国农业的未来？民主制度能 消弭三农难题于无形？面对高居“庙堂”的部分学者高调开出的三农“药方”，处江湖之远洞悉乡村真实世界的人们，应该针 对他们挥斥方遒的论调，多打几个问号。

　　考察南平的现实，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高瞻远瞩的“消灭农民论”，多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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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听说灾民饥荒遍野就说“给 他们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在寻求“消灭农民”理论支持时，又是怎样的一种冷酷。

　　第一问：“消灭农民”？

　　2004年春天，记者在南平电力宾馆上网时，偶然看到一个投资机构的宏观政策分析。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消 灭农民，已经作为一个常识，一个无须再经论证的公理，成了投资决策者分析投资增长模式的论据。

　　我们不妨将部分相关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资的内生性与行政干预的较量中，有3个因素决定了目前投资增长模式的合 理性和持续性。首先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为投资大幅增长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其次便是农村城市化的新思路为城市基建投 资提供了持续推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城市工人；消灭农村，让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农业 工人，农业的产业化才有基础。这一过程从城市向周围农村的扩张开始，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带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建 设、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投资活动也将是持续的。

　　记者无意于辩驳该分析的正确与否，记者关心的是，消灭农民怎么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谁说“消灭农民才是解决农 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消灭农民需要多长时日？在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怎样才能消灭农民？

　　记忆中，过去的3年里，中国的很多理论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提出过这样的“高见”。原以为他们的说法，仅仅是一种 说法而已，没料到它们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网络搜索引擎上一查，“消灭农民”确已成为公众广泛接受的概念，一个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动宾结构”。从作 客著名网络媒介的人大代表，到著书立说的理论家，把脉三农问题，无不言之凿凿地开出“消灭农民”的药方。

　　当然，他们一般会解释其实不用解释的两个小问题：消灭农民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让他们转变为工人；农民的出 路在于消灭农民，消灭农民的出路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综合改革，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显然，这样的药方，已经赢得广泛的认同。

　　2004年3月6日，一位知名策划人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一频道的“两会报道”上，讲到三农问 题，他援引了当天早上从报章上看到的专家的一句话：“解决农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民。”他 说：“虽然极端了一点，但是也不乏道理。”

　　记者出身的策划家，显然要比一般的专家冷静，他在电视上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毕其功于 一役的短线思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主张“战略眼光，长线思维”的策划家认为，如果能用20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了。

　　他的估计，应该是乐观了。我们从不相信中国农民问题无解，但我们绝对没有乐观到“2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程度 。从西方经济学中克隆出“消灭农民论”的专家学者们，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把自己心灵中的“皮球”真正沉到乡村 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比较而言，李的书对中国乡村现状的描述，应该更客观更真切些。

　　中国乡村还没有懂得市场经济的原始概念，他们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集市上的提篮小卖，他们还不知道美国的柑橘商人 的到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大山外的市场是什么样子，也无从获悉上海小姐们对竹笋的口味需求，有 了什么样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情势，20年解决三农问题，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或许局部地区可以，但整体上是不可以 想象的。可以说，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副有效疗治中国三农沉疴的灵丹妙药，遑论毕其功于一役。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世界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案例。一个大众化的说法是：日本解决三农问题用了50年，美国花了 70年，英国拖了近百年。考虑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知道专家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短期内消灭农民 ，完成农业现代化。

　　没有人能推算，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在多长时间内解决，中国的农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灭。但我们可以尝试着以空间为 经，以时间为纬，作个比较后的揣度。

　　从时间来看，消灭农民，进入农业现代化，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就开始追求的目标。1950年代初叶，毛泽东就 从提高生产力水平入手，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农业机械化。20年后，毛泽东终生的革命同志周恩来总理，亮明了四个 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农业现代化。又20年过去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劳作方式，还是千年来亘 古不变的牛前人后。

　　当然，应该客观地指出，50年没有“消灭农民”，没有进入农业现代化，症结在于领导层的精力不在生产力，而在 生产关系的调整上。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完全是“零积累”，农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工业化所榨取。如果排除这两个要素 ，“消灭农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这让人毫不乐观。

　　仅就人口而言，较之过去可谓长势忧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关键要素，变得更为 突出。根据农业问题观察家温铁军的数据，中国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 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从空间看，中国农村贫富状态的地区差异委实太大。最近两年，记者频频造访苏南和浙江绍兴嘉兴一带的乡村，那里 的工业化程度，可以从农民的脚部看出，有人形容为：赤脚上田，穿上皮鞋，打上领带。

　　2001年，记者曾去绍兴采访土地流转，发现多数农民的土地，确如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已是体现市场配置 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

　　而南平，耕地对占南平市总人口3/4的农民，是“生产资料”，是“命根子”。土地所承担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 逊色于生产功能。

　　2002年，记者去温州农村采访，一个乡镇民政办的小公务员，递出的香烟是三五十元一盒的中华烟。

　　2年后的今天，记者在南平农村采访。顺昌县一个镇长接待包括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内的我们，在食堂吃了一顿晚饭， 寒酸得让我们惊讶不已。那时候，我们心想，要是把温州乡镇干部的生活告诉他们，他们会不会不想干了？

　　我们在谈论空间差异的时候，还要强调一句：富裕的乡村，是少数，贫穷的地方，是多数。

　　综观时间和空间的比较，现在，请专家们揣度一下，把“消灭农民”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妥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