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光泽县“当代农场主”傅光明，请来四乡八邻的“村官”们，搞了个县城水平的PARTY，一顿 酒席，外加一个500元的“红包”。“村官”们惊叹，这个将农业产业化的老板，这一回真大方。

　　知情者感慨，再富有的老板天性都是抠门的，要不古人怎么说“慈不带兵，义不养财”呢。傅老板这样做，也是无奈 。他的养鸡场都建筑在农民的承包责任田里，土地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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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自己手里，没有村官们的支持，怎能轻而易举地办妥？

　　3个月后的延平区炉下镇下井村，“还我良田”、“还我耕地”的标语插在正待开

　　发的“工业园区”上。镇党委书记对前往调查的新华社记者说，2001年春天，为调整炉下镇的产业结构，三级政 府共同努力，从福建省乡镇企业局获得了第一个“省级工业园区建设基地”。依规划，首期2300亩工业园区和700亩商 贸住宅。一年以来，延平区已投入1800万资金用于土地的平整，填埋了422亩农田，涉及农户425户。

　　对于不同意征地的农民，官员们的想法是宣讲开发区的意义、政策和前景。他们考虑农民以被征用的土地入股，逐年 返还，让农业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长期捆绑在一起，以尊重失去土地的农业的利益。

　　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专家和官员们没有见过，但他们想象过。2000年记者在京都一位智囊级学者家中，听到他 感叹我们土地改革的滞后。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买卖，在不少学者眼中，是政策上的遗憾。他们的论点大致如下：工业化的 生产方式早已普遍进入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领域，而我们中国的文盲半文盲的农民，还在牛前人后地从事小农意识下的分散经 营，如果我们不能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就走不出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的路子，社会资产就不能进入农业领域，在政府的政 策性资金杯水车薪的冷酷现实下，传统农业比较效益低的可怜状态就难以改变。如此一来，当美国的农民说起基因农业太空农 业，我们的农民可能连听都听不懂。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台湾的农民，就是在土地私有后获得阶段性飞跃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现实中，是经不住推敲的。富裕地区的农村开展土地流转是有必要的，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是 什么？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提出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说法。

　　截至2002年，中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 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的耕地，不再是西方经济学者眼中的“生产要素”，它不能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不可以源源流向收益高的行业或者个人。

　　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把耕地当作他们的命根子？

　　我们可以听听炉下镇农民的说法。下井村72岁的老农王火金，从家中拿来两本“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 合同书”，递给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我家4口人，分得水田2.35亩，上面写着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如今怎地说收回 就收回呢，现在我家一分地都没有了，我人老了又不会做别的，除了种田根本就没有其他收入，你叫我吃什么？”

　　在另外一个村，中年农民陈水金等春耕大忙时节坐在村口闲谈，论及原委，陈说：“我家1.66亩水田，这次搞开 发全部填埋了，现在又找不到别的活干，不聊天还能干什么？”

　　由此可见，耕地，对南平农民乃至中国的多数农民，还是生产资料。它所承载的生产功能，远远不如它对农民的福利 保障功能。所以，我们应当强调耕地的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

　　未来几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会少于1.5亿，如此之多的失业农民怎样才能栖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时候，专家 们所呼吁的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自由地流动，就有了制度保障意义。让农民在城镇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以增 加他们的收入，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有人说，必须发展工业，通过工业带动第三产业。并列举了江苏昆山的例子。问题又回到老路上，我们从哪里获得发 展工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土地私有化，循环又出现了。

　　但是，如果农民不能在非农产业的土地上获得就业机会，赢得更大收益，如果大多数农民离开被流转的土地就找不到 饭碗，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等等，就失去了前提。

　　2001年，记者去浙江绍兴采访有第三次土地革命之称的“土地流转制度”。那里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采访期 间，接待我们的地方官员应接不暇，因为从中国诸多省份来的取经者“踏破了门槛”。时任绍兴市农办副主任的陈功苗向记者 抱怨偏远落后地区的一哄而上：“我们绍兴综合经济规模早就跨入全国大中城市20强行列，绍兴农民2000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业占80%，这样的前提条件，是取经者都具备的吗？”

　　不晓得南平的官员们当时有没有出现在取经的队伍里。南平以及南平之类的农村，根本就没有土地流转的前提。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说：“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集中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哄而上，一股就灵。如果一个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么多地，特别是土地使用权没有发 生多大变化的地方，流不流转没有多大必要。”

　　中国的学者们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同时，要保持一份冷静和责任心，不能被地方官员们谋求GDP的热情所蒙蔽。2 003年初叶，国土资源部官员对第三轮圈地风潮作了一个分析，称违法圈地存在着周期性，一般情况下，新一届地方政府这 边宣布各就各位，那边圈地风马上刮起。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改革》农村版刊载的一项计算表明，如果按照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速度，20 30年，中国的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占现有农民数量的1/10。

　　2002年《南方周末》记者曾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作过一个郊区城市化的调查，最后的结论中有一点：农民在失 去土地的城市化过程中，表面上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却在实际上变成无所事事的流民。

　　所以，在人地矛盾暂时得不到缓解的当下，耕地与其说是生产资料，不如说是生存资料。我们对耕地意义的分析，首 先要亮明的，是它的福利保障功能，而不是其他。中国的学者们，在为中国农民问题开药方时，在农业产业化或者土地经营管 理的研讨会上，千万别忘记了这个背景。中国需要摩登大厦，中国农民也需要穿衣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