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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7日16:42 南风窗

  篇一:山里的世界不精彩

  定义闽北乡村社会的形态是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看看市府少数部门的办公室,或者乡村农舍的厅堂,你就会发现, 2004年的闽北还有着或浓或淡的毛泽东时代的影迹。闽北30日,我们不时想起一句老话: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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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情结

  第一次走进南平市府原副秘书长杨金鑫的办公室,我们吓了一跳。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办公桌上则摆放着毛 泽东的塑像。61岁的杨,已过了退休年龄,觉得离不得他的南平政要们,给他一个市府研究员的名义,劝他留任5年。曾出 任9任市委书记“智囊”的杨,1990年破格参与国务院政策咨询“高参会”,并被问计于中南海怀仁堂,有人戏称他乃“ 闽北睁眼看市场经济第一人”。

  杨说,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并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安排,他之所以“供奉”毛泽东的影像,皆出于饮水思源的感恩 心态。5岁丧父,和小脚母亲相依为命,杨认为他能够读书上大学并成材,都是毛泽东带来的福祉。过去40年,他换过很多 办公室,但毛泽东的画像从没有消失过。

  洞悉南平历史的人们认为,闽北人钟爱毛泽东,是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的。南平是一块小农经济的宝地,“中国竹乡 ”、“福建粮仓”、“南方林海”指的都是这块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们形容这里的土地肥沃,有一句极为夸张的言辞 :插根扁担都能发芽。这样的地方,农民最需要的就是一块活命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中叶,夺取地主的土地,分给了 他们土地,无异于给了“穷人”向上天要饭的金饭碗。

  缅怀毛泽东的这块土地,异常看重中国革命老区的革命家史。他们浓郁的红色情结,常常从不经意间流露一二。延平 区王台镇的公务员们,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不忘给我一本小册子。内有两张老照片,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这块土地的双 重特色:绿色金库,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颁给王台“绿色金库人民公社”的奖状;红色土地,1930年代上溪 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平溪口革命委员会旧址。

  从计划经济回到自然经济?

  19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以一纸血手印,掀开中国农民“第二次革命”的大篇章。汹涌澎湃的土地联 产承包责任制,也在1980年代初期席卷南平山村。遗憾的是,导致中国由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土地承 包制,带给南平农村的,不是市场经济的进步,而是自然经济或者小农经济的回归。

  拜自然的恩赐,闽北经济总量,直到1980年代都遥遥领先于福建其他地市:木材产量全省“状元”;粮食总量全 省“榜眼”;农业GDP全省“探花”。

  状元,榜眼,探花……共同打造了闽北农村的巅峰时代。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小农经济形态。为什么光泽县小寺洲村 70余户村民20多个姓氏?专家回答:良好的自然条件,吸引崇尚小农经济的移民们纷至沓来。

  逐水草而居的小农经济时代,被集体化时代的生产方式,中断了数十年。集体化时代的弊端是毫无疑问的,但渗透其 间的大机器生产或者农业技术支持,显示出比过去高得多的生产率。

  待到分田到户,老农们看到的,是漫长的传统农业形态的回归。拖拉机被弃置不用,牛前人后的千年耕作方式,重回 乡间。

  历时数个世纪的演变,闽北乡村依旧没有逃脱“靠天吃饭”的命运安排。先人们用刀耕火种的农作经验写就的黄历, 遗留给1990年代的后人们无尽的泪水和无奈。

  200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记者去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拜见主持释泽道。大和尚送我们两盒禅茶。据他说,寺庙所 在的武夷镇天心村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清朝皇帝所赐御茶园即在此村落。村民世代以茶为业。此前,官方数据说,全村的岩 茶面积4500亩,可是,见拙于落后的茶叶生产管理和制作工艺,茶叶亩产量出奇地低:32.5公斤。最要命的是,农药 残留量47%的检测结果,使得知情的茶商望而却步。

  农民也知道需要技术,但他们把技术看作科学家的专利,似乎只有袁隆平才可能带领大家找到技术。建阳市郊区的一 个农民,跟记者说过一个桔柚园的惨痛故事。故事说,建阳市童游镇赤岸村有一片桔柚园,100多亩的果苗,都经过嫁接。 原来以为每亩年产量不下10万公斤,可是技术上的壁垒,使得实际年产量不过2万公斤。1999年又逢罕见冻害,1/3 被冻死。年底盘点,整个桔柚园当年亏损80余万元。

  这样一来,再好的项目,农民都不会趋之若鹜。依然以建阳为例,该市外资办仰仗农校的技术背景,选派技术人员用 三五年时间培育出一个适宜当地水土的柑橘良种,品质和口味俱佳。遂命名为建阳桔柚。考虑到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建 阳官方有意大规模推广。柑橘协会会长方金妹说:我们这里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武夷山南麓,搞柑橘肯定有前途,可是 农民不敢试种。也不能埋怨农民,种桔柚是个技术活,没有技术人员的支持,风险也蛮大的。所以,尽管官方一再努力推广建 阳桔柚,几年下来也不过寥寥数百亩。放眼建阳,全市将近5万亩柑桔,多是市场上无人问津的老品种。

  方金妹认为,1999年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尚未推行之前的几年,农民想获得官方技术人员的支持,几乎是不可 能的。因为整个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已然凋敝,官方结论为6个字:线断、网破、人散。

  我们在南平采访期间,恰好看到新华社《半月谈》上刊载的文章:《拯救农技推广》。2004年4月,该刊记者王 新亚等人来到河南驻马店市关王庙乡。该乡农技站曾经是昔日的全国先进典型,记者扫描到的却是一派荒芜景象:

  1998年盖起的两层农技站早已人去楼空,锈迹斑斑的大门上靠着农民们晾晒的玉米秆。走进后院,一边已平整好 准备种菜,另一边凌乱地种着些大蒜。

  据悉,1998年关王庙乡农技站彻底“断奶”,财政援助完全切断,除了一个留守两年没得到一分钱工资的会计, 已经没有人光顾这个15年前曾被中国农业部表彰过的农技站。

  我们把驻马店的情景转述给两个南平人。一个熟悉农技站的人觉得,那情形就是南平1999年前的写照,几乎没有 什么差别,除了地点人物和年份的不同。另外一个觉得没有那么惨烈。据他估计,可能还有1/3的农技站在运转。

  较之往昔,喜欢说“想当年”的一个南平明星科技特派员感叹:不能和过去比呀。他估计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是否准确 ,但我们相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研究员的数据。胡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介绍:1990年代中叶,中国在 册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多达百万,呈“金字塔”结构。国家级农技人员万分之五,省级2%,地市一级6%,30%在县一级 ,一半以上的农技人员在乡镇。如今,金字塔由于“底座”被毁弃,变成了“倒金字塔”。1980年代初叶,村一级农技人 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一夜间消失于无形。1990年代初叶,乡镇一级农技人员随着“断奶断粮”的时势,也 骤然间四分五裂,各谋出路。

  如此情势,无论农民对技术表现出怎样的望眼欲穿,也不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从科技副镇长的下派,到科技下 乡,一阵阵运动式的“科技烙饼”,最终还是没有从天上落下来。难怪方金妹说,1999年乍听领导让她下乡做科技特派员 ,她的第一反应是:又要运动了。

  没有技术支持的闽北乡村,是一张张亏损后徒然叹息的脸。

  此时的南平,丰沃的土地,非但吸引不了外来移民,连土地上的人,也留不住了。曾任南平市长助理的游劝荣说:漂 亮的村姑都去城里洗脚了。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1997年,福建每亩耕地创造的GDP是1592元。沿海的漳州市,每亩 耕地的产值则高达3223元。而一直以农业为骄傲的南平,每亩地的产出,仅仅1185元。

  伤心?气馁?面对这样的数据,所有负面的形容词似乎都不足以描述南平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山外面的市场有经济吗?

  1999年中叶,中国入世谈判最后冲线。WTO语境下的中国农业和农民,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那时候,记者还 专门找了个农业问题专家,正经八百地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计。观察南平,记者才发现,我们问得多么的不切实际,因为类 似南平乡村的农民,还不知道大山之外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何物。

  虽然说在差不多20年前,他们就告别了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但回归到传统农业老路上的他们,实际上搞的是小农 经济,本质上同样是排斥市场的。南平的农民,非常熟悉只在“文革”期间短暂停止过的“赶墟”,但连他们自己也不觉得, 延续了数百年的集市贸易,跟大山外面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建阳市流通副市长廖献平说,她带领属下的流通队伍,像“红桃K”广告业务员一样,去农民的墙壁上刷写流通之类 的标语,她想告诉农民,提篮小卖的交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是走向山外的流通。

  显然,这样的市场意识启蒙,极富价值。信息闭塞的山民们,经常守着富山唱穷经。蒲城县九牧镇,是南平市的最北 端,代表福建和浙江、江西3省共同形成一个三角地带。辖区内151平方公里,1.2万余人口,20万亩山地,17万亩 林地,2.7万亩耕地,“八山半水半分田”,一个典型的山区镇。海拔不足500米的山上,有三大闻名八闽的物产:苞酒 、豆腐、酸腌菜。可是,市场和基地间产销脱节,他们的生产,只是小作坊式的家庭生产,产品始终没有走出推门可见的大山 。

  大山外面的市场,对他们来说,除了陌生,就是神奇,神奇得有时候难以置信。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似乎只能提供 不值钱的粗放型产品。1997年,从日本进口的红富士苹果,一个能卖6元,而南平市场上的橘子5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 记者把这个“神话”告诉了延平区的一个农民,他算了算,一个日本苹果相当于120斤橘子。记者注意到他的神情,惊讶, 稀奇,不相信。他说,他只相信“5分钱一斤的橘子卖不掉”,因为他亲历过那样的景象。

  顺昌县的官员告诉记者,1998年之后的3年,一到秋天满山橘子红,他们就担心“温桃生式的悲剧”重演。据称 ,1999年收获3万斤的果农温桃生,找了一个货运司机,装满柑橘后温问司机,橘子应该运到哪里?司机懵了。哪有“东 家”问“雇工”的?温对同样不知道哪里好卖的司机说:“你觉得哪里可能好卖,就去哪里吧。”最后,车去苏南一带,陪了 车费,无功而返。

  见农民们走不出大山,找不到市场,官员们甚至害怕他们丰收,因为他们害怕随处可见的情境:“橘子挂树梢,西瓜 河里漂,果树当柴烧。”

  任由柑橘烂在树梢的农人们,自然没有读过卡尔·马克思100余年前写就的《资本论》,尽管山沟里的广播多次提 过“马克思主义”。据读过《资本论》的专家说,马克思以其敏捷的才思,把产品进入市场,比喻为“惊险的一跳”。一个南 平官员援引南平前官员的话说:几年前,我们在“惊险一跳”中,非但摔坏了产品,摔垮了产业,还摔死了农民。

  闽北农民不懂得市场需求,不明白市场营销。他们狭隘的小农意识,常被商人们当作笑话说起。建阳市“葡萄大王” 组建流通协会,不少农民害怕协会大了,种葡萄的人多了,会不会降低他们的价格。他们不晓得整个葡萄市场的形成,知名品 牌的树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只希望自己村的葡萄丰收了,邻村的葡萄全烂掉。

  1997年,顺昌县久富盛名的“柑橘之乡”洋墩乡,柑橘总量30多万吨,自产自销的果农们,旺销时节,竞相抬 价,滞销时节,则竞相压价,末了,他们遭遇了罕见的库存积压。

  是年底,南平农民的收入陡然下滑。官方数字显示,1996年到2000年,南平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从26.4 下降到2.9%,局部地区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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