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30日，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让千千万万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希望工程”。

　　15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为“希望工程”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老共产党员”先后两次共捐出了5000元钱，却始终不肯留下自己的名字。后来，经过多方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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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

　　火热的八月，在小平同志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作为《杭州日报》“沿着小平的足迹”大型采访活动的特派记者来到北京，探寻这段感人的往事。

　　车牌号查出老共产党员

　　出发前，我们就已经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青基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取得了联系。但是，当我们8月11日赶到北京时，公务繁忙、四处奔波的徐永光却已身在陕西了。我们好不容易和他取得电话联系，得知13日下午他要赶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一次活动，第二天还要立即飞赴海南。我们立即见缝插针，和他敲定了采访时间，并决定在他回来之前，先行对青基会的工作人员进行采访。通过电话，我们找到了青基会的工作人员甘东宇，不过，他此刻也没有在北京，而是在海南搞培训。我们只好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此前，关于小平同志两次匿名捐款却被青基会查了出来的说法很多，而且不太一致。有的说，第一次捐款时就被查了出来；有的说是青基会的工作人员一直跟着前来捐款的两位军人到了小平的家门口才发现捐款者是小平同志；还有的说是青基会的会计老张跟着两位军人，看到了他们的车牌才查了出来。

　　通过对甘东宇的电话采访，我们弄清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甘东宇今年34岁，已经在青基会工作了13个年头。他说：“1992年4月15日，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拉开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序幕。在活动进行到高潮时，1992年的6月10日，两位军人来到了青基会的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人民币。按照规定，捐款者必须留下姓名地址。但这两位军人却执意不肯留名。后来，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其中一名军人说，如果一定要留名，那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由于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捐款人不肯留名的事情，也就让两名军人离开了。后来，过了大约四个月，10月6日的那一天，这两名军人又来到了青基会，再次拿出了2000元钱。和上次一样，这两名军人还是不肯留名，坚持要写‘一位老共产党员’。这一次，会计张培民留了个心眼，想要跟着他们出去，但是这两名军人执意不让。”

　　“在这个时候，我正好在边上，灵机一动，先走了出去。老张明白了我的用意，也就不再和两名军人坚持，让他们走了出来。”甘东宇说：“我们单位是在后圆恩寺胡同的甲1号，位于胡同的东边，我跟随着这两名军人，走到胡同中部靠近友好宾馆的地方，看到他们上了一辆军队牌号的汽车，我就把车牌号码记了下来。通过这个号码，我们查出来这辆车是小平同志的工作用车。”

　　“希望”的种子结出硕果

　　13日下午，我们在北京三环外马甸桥附近的墨林轩茶楼外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两点半左右等到了刚刚从机场匆匆赶过来的徐永光。

　　徐永光是浙江温州人，自希望工程开始以来，一直为之工作。徐永光说：“当我们通过车牌号码查出这5000元钱是小平同志所捐时，就一直在考虑该怎样来使用这笔钱。后来，我们决定把这笔捐款用于小平同志早年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最后，这5000元钱落实到百色地区平果县的希望小学，用来资助周标亮、黄凤飞等25名孩子。”

　　徐永光风趣地说：“小平同志捐款两年后，他的女儿邓榕也来到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她向我问起，当时是怎么查出来是父亲捐的款，是不是来捐款的同志‘泄密’了？因为捐款前父亲已经讲好不留姓名，只用‘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我就说，那两位同志守口如瓶，并没有‘泄密’。至于我们是怎样弄清楚的，那也是个秘密。”

　　当我们问起，12年过去了，当年接受小平同志捐助的那几个孩子如今的情况怎么样时，徐永光说：“有几个孩子已经完成学业，还有几个孩子正在上大学。”

　　我们追问起具体的情况，徐永光突然说：“有一个叫周标亮的女孩子，她中专毕业后，就回到了平果县希望小学当老师。她现在正好在北京，今天下午4点，她要去全国政协礼堂参加全国政协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同一首歌》特别节目的录制。”

　　我们立即决定赶往采访。徐永光一边帮我们查找电话联系，一边告诉我们必须在4点前赶到政协礼堂，截住周标亮，如果等她进了场，我们没有入场证就没法采访到她了。

　　“希望”在延续

　　我们在北京车流如织的街道上穿梭，一直催着出租车司机加速行进，终于在4点差10分时赶到了全国政协礼堂的大门口。过了不一会儿，周标亮出现在我们眼前。

　　周标亮今年23岁，已经在平果县希望小学当了3年语文教师。她向我们回忆起12年前失学的情况。她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1992年，当时她刚刚上小学4年级，可是本来就不富裕的家里突然遭了火灾。无奈之下，周标亮只能休学了。她在家待了三四个月，到了10月份，老师突然找到家里，说是邓爷爷捐钱了，又可以上学了。周标亮用小平同志捐助的200元钱，读完了小学。后来，又克服困难，念完了初中，考上了百色地区田东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回到了母校任教。

　　周标亮说：“像我一样接受了邓爷爷资助的，还有邓红霞，韦润忠等25个人。”25个受惠于小平同志捐款的孩子给邓爷爷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信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我们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长大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为了永远铭记小平同志的恩情，平果县希望小学在学校里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邓爷捐资助学赋厚望，师生立志为国献才华”。

　　12年过去了，孩子们没有忘记他们在碑上刻下的誓言。如今，周标亮、黄凤飞和覃云都已经毕业了，她们都回到了母校平果县希望小学任教，以此作为对学校、对社会的回报。邓红霞、黄华柏、黄香琼、梁贵等11个人目前正在上大学，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周标亮还说，现在她每个月能够拿到800多块钱的收入，这在当地已经算不错了。她说：“如果没有邓爷爷的捐助，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小平同志捐助的这5000元钱，虽然称不上巨款，但却给25个孩子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切切实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一笔捐款，就像星星之火，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徐永光在采访中说：“领袖人物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目前希望工程已经累计接受海内外的捐款23亿多元，已经有258万多名孩子借由希望工程而获得了上学的机会，行走在改变命运的希望之路上。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

　　(杭州日报记者陈禹安周继山北京报道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