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午，43岁的吕洪芹跪在矿车前卸煤的时候，得到两个儿子分别被哈工大和浙江大学录取的消息。泪水顺着满是煤尘的脸不停地流淌———15年的漫长期待，她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这一充满希望的亮色。

　　1989年，她28岁，这一年丈夫去世了，留给她的是痛苦的抉择：再嫁，怕一双幼子受气；不嫁，柔弱的肩膀怎能承受生活的重担。经过一番考虑，她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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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后果就是每天她都要坚持沉重的劳作，而且整整持续了15年。现在，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这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喜事，但对她却意味着可能更加艰辛的生活。

　　煤矸石山中有户人家

　　几经周折，记者来到位于七台河市新建矿南采区，随着吕洪芹的大儿子梁宝龙穿过曲曲折折的街道，来到他们被煤矸石山包围的家。这是一座被榆树墙围着的小院，三间小房用木杆儿支撑着，只有满园子种得整整齐齐的蔬菜显出一派生机。走进屋子，一切都陈旧得仿佛多年无人居住，除了一台按钮因损坏而用线捆住的黑白电视机，一个电话，一张用电木和铁管支起的摇晃的书桌，几乎家徒四壁。

　　梁宝龙飞快地跑出去好久，抱回一个大西瓜，请记者吃。这叫人如何忍心下咽。

　　“走吧，去看看你的母亲。”

　　“妈妈在那儿。”梁宝龙指着数十米外一座小矿井说。

　　又穿过曲曲折折的巷道，记者来到那个叫新建矿回收井的吕洪芹工作的地方。煦风把脚下厚厚的煤尘扬向天空，梁宝龙指着正在煤车前翻煤的一个女人说：“她就是我妈。”记者眼前的女人全身被煤尘包裹，根本无法从外表上看出她的年龄。

　　在翻煤的空隙，坐在找来的纸板上，吕洪芹母子平静地讲述着沉重的15年往事，讲到最痛苦的时候，也没流下一滴眼泪。据说，人在极度磨难之下，是不可能有眼泪的。

　　梁宝龙：妈妈的劳累是我们的动力

　　我6岁、弟弟（梁宝清）5岁那年，爸爸去世了。对父亲的印象，仅仅记得他教我们认字。8岁上小学，路上看见一个大门，就问妈妈那是不是爸爸工作的地方，妈妈就哭，从此她再也没送我上学。

　　爸爸在时，家里经常来人，爸爸去了，家中空空的。我和弟弟那时爱哭，但没人理。妈妈在葫芦头沟那儿的陶瓷厂上班，劳动强度特别大，早早地上班，天黑才能回家。她每天给我们做一天的饭，中午我和弟弟自己热饭。

　　小学一晃就过去了，到初中费用多了，妈妈千方百计地挣钱，扫大街、当力工、上矿山，从事着男人都懒得干的活计。翻煤的这种活儿妈妈干了七八年，没有节假日，一天三班倒，不但累而且危险，翻一车仅挣一元钱。自从妈妈干上这个活儿，就更累了，我和弟弟看不下去，妈妈却说，家里的事不用你们操心，好好学习就行了。

　　到了中学，我和弟弟自己做饭，时间够就吃热的，不行就吃冷的，有时根本吃不上什么。有时真想去打工，让妈妈别受累，可从长远打算，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如好好学习将来有大作为，回报妈妈的大恩。我们娘仨儿物质上没什么，但精神上很快乐。虽然没有父亲，又很穷，但我和弟弟在心理上都很正常，因为得到了太多的母爱。

　　看别人有父亲，我们真的很羡慕。出去玩儿，我和弟弟是自己跑，而人家有父亲领着，我们就想爸爸；和同学打架，别人的父亲去了，很厉害，我们也想爸爸。如果有爸爸在，他会保护我们，妈妈也不会这么累。如今，妈妈心理和外表都过早地衰老了，因为过度操劳，她得了一身病，两只手伸不直，满是裂纹。一看那双手，我们心里就揪心地疼。

　　我和弟弟总有病，特别是我，小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大了又做了一次大手术，花了许多钱。因为有了母亲，我们的生命才能延续，才能像正常人家的孩子一样生活。

　　2001年，我们兄弟二人同时考上了七煤集团重点高中，为了给妈妈省一点钱，住校时我们一顿饭就吃三个馒头一盘青菜。妈妈知道后，告诉我们回家前先给她打个电话，我们回家经常能吃到大块的肉。一次，我俩没打电话便回到家，发现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和弟弟全明白了，我俩哭作一团。

　　妈妈受的累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更是动力。在家，我们要学习到夜里十一二点；在学校，我们是优秀的学生。

　　爸爸去世后，很多人给妈妈介绍对象。妈妈认为后爸往往对孩子不好，她不想让我和弟弟受气，便一一谢绝了。她常常鼓励我俩说：“咱娘仨儿再难也没到绝路，会好的。”

　　终于，在今年的高考中，梁宝龙兄弟二人分别以629分和632分的优异成绩被哈工大和浙江大学录取。

　　吕洪芹：每天卸煤10到20车

　　太难了，可也过来了。我结婚早，丈夫人很老实。可28岁那年他就得病死了，扔下我和两个儿子。我从小到大没经历过什么事，丈夫一走，家里的擎天柱倒了。我天天脑袋里像糨子似的，乱乱的。

　　他爸出殡后，我在家待不下去了，就顶别人的名到陶瓷厂上班，把孩子扔在家。孩子整天哭，哭过了可哪儿睡，大街上也睡，我很心疼，可我得挣钱养家，没招儿呀！

　　孩子总算上了初中，因为缺钱，我干了数都数不过来的体力活儿。后来，我又发现大儿子好心跳，一查，心脏预激性综合症，得手术。人穷借钱难，好歹凑了近2万元，做了手术。孩子好了，可天文数字的饥荒又拉下了。

　　吕洪芹边与记者聊天边卸车，同事老关插话说：“洪芹现在的岗位是翻车班，就是卸煤车。她是班长，最能干，一年四季不管下多大雨多大雪、多热多冷她都干。她家的情况在全矿区都特殊，亲属没一个富的，她没钱还落下一身病。一个女人供两个学生，我们感觉既可怜又可敬。”

　　“煤车自重350公斤，载重一吨，她每天要卸10到20车，每车一元钱，月工资最高才400多元。一次，她手指被煤车挤坏了，她找块破布一包照样干。没办法，为了孩子。”老关对吕洪芹家的情况比较了解。

　　“这些年，我们娘仨儿吃的是糊弄饭，烧的是山上捡的煤，穿的是人家给的衣服。我现在身体多病，就希望把孩子们送到毕业，能养活自己，我也就大功告成了。丈夫死前说，再找一个吧，能把孩子带大就行。可我和丈夫感情好，找人的事想不进去，现在三口人也过惯了。孩子们希望我找，可在这贫困区，掏钱供俩大学生上学谁不打怵？”吕洪芹向记者讲述着。

　　“没法再求好心人了”

　　面对大儿子考上哈工大、二儿子考上浙江大学，吕洪芹并没有太大兴奋，因为俩孩子仅学费就要4万余元，学杂费、吃住更不用说。对此，大儿子想到的是半工半读或贷款，而母亲想到的是卖房子，可房子仅值几千元钱。现在，这个最大的困难摆在了母子三人面前。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些年周围的人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已经欠人家的太多了。”吕洪芹说，“在七煤集团高中，班任老师、校团委、校长都帮助过我的孩子；同学的家长让我儿子帮同学补课，住同学家，节省食宿费；市政府法制办干部刘铭英每个月都给我两个儿子送200元钱；孩子考试考得好，我所在矿的矿长送给孩子1000元……这些帮助我们至今没法报答，再没法求别人了。孩子的大学到底能不能上呢？我不敢想……”

　　铃响了，吕洪芹随着急速滑矿车向黑色的煤场下滑，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