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1995年至今，吉林通化市共有195名干部辞职下海，其中副市长3人，县（处）级干部52人，科（局）级干部140人。下海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不否认“曾经的官员身份，使下海干部出面办事更容易”这种说法。某辞职下海干部说：“比如企业搞基建，假设正常要交100多万元，但我可能交10多万元就行。”
下海干部“出面干涉就可以少收”，以及“跑政府部门轻车熟路，让企业少走了不少
弯路”，这些让人感到深深刺痛的现实，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政府有关部门的收费会有如此大的伸缩性？为什么别的人到政府部门去办事就不能轻车熟路？这说明政府的许多部门有逐利性，他们为了小部门或者个人的私利，故意通过执法尺度的伸缩来进行权力寻租；也说明我们的法规存在着漏洞，给执法者以过大的自主权，从而也就给其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还说明政府的服务远不够公开和透明，普通人去办事还要走许多弯路，多说许多话，多求许多人，多花许多钱。这无疑表明，下海干部，尤其是些原先曾握有较大权力的下海干部，有很大的运作空间，有巨大的可利用价值。
显然，就对权力的制约而言，中国仍然是个“熟人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什么程序啊，规则啊，都不是人们所敬畏的，人们更看重关系。虽然中国已从乡土社会远远地向前进化了，但惯性巨大，人们在这方面的思维和习惯仍停留在过去的状态。下海干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成为了“香饽饽”——因为其与政府部门的人士是熟人，见到熟人，政府部门的人士也不例外地要另眼相看，优先办理或给予巨大的优惠。
因此，对权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对政府行为进行更有力的规范，是有其必要的。如果大家去政府办事都轻车熟路了，如果企业面对的收费不会因找找人送送礼就结果迥异，那么，下海干部就不会如此被企业青睐了，干部下海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了。（孙立忠）
作者：孙立忠
（来源：新桂网-当代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