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受理一起“官告民”诉讼案，这令人颇感新鲜。1998年，该区含谷镇政府投资建了一栋统建安置房，按政策分配给了当地农转非人员，余下十几套暂时闲置。从1999年开始，少数已有住房的居民擅自撬开这些剩余住宅，将公房占为己有。该镇政府多次劝说、教育，但仍有4户置之不理。今年7月，镇政府将其中一户居民告上法庭。（见8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限制政府权力和防止政府乱作为的相关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民告官”的法律诉讼日渐增多，不再希罕，可“官告民”的案子笔者却是第一次听说。“官告民”之所以非常鲜见，笔者以为大体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说明政府权势过于强大，老百姓不敢惹政府，更不敢侵占政府利益；另一方面则说明政府一些官员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有少数“胆大包天”的“刁民”胆敢以身试“权”，这些官员也会用手中的公器，强制“压倒”、制服，压根儿不需要依靠法律“保驾护航”。正因为此，窃以为，含谷镇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与群众的民事纠纷堪称明智之举。
在民主和法制社会，政府在处理与公民或单位法人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时，越是遵循依法行政，越是少动用或不动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解决矛盾，越是有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从法律地位上讲，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主体，“官告民”与“民告官”一样，都是依法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政府乱作为，侵害了群众利益，老百姓可以依法告政府。同样，老百姓做错了事，侵害了政府利益，在调解、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能动辄采取强制手段，动用所控制和掌握的“专政机器”强行“维权”。因为与强大的政府相比，公民或法人无疑处于弱小地位，政府以强凌弱，即便有一万个正确理由，也必然会使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眼下一些地方政府对“官告民”不感兴趣，觉得这样做有损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认为只要政府有理就可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执行。这是有悖于法治理念的“权力政府”的惯性和“特权”思维，实不可取。
“官告民”体现了政府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敬畏，凸显出政府法律意识的“醒悟”，这必然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守法政府的良好形象，对增强公民法治思想和理念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