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化市行政图）

　　[千龙网特约记者王和岩8月17日报道] 8月初，因为对一个名叫马德的人的诉讼，地处松嫩平原的黑龙江绥化市再次成为媒体聚焦的地方。马德，这个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的主角——原绥化市委书记，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受贿正式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马德他说自己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人家差，文凭还比别人要高，上得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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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人快。所以，马德说自己“受贿也是为了送”，于是，他又是卖工程，又是卖官，成为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对于马德的“官气、霸气、匪气”，大多数人都敢怒不敢言。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腐败而产生了马德。

　　“受贿也是为了送”

　　今年55岁的马德，1949年出生在黑龙江一个县的普通农民家中。文革中，马德在当地公社当通讯员。由于“会来事”，他常常给领导做个饭，打个洗脚水，很讨领导喜欢。文革后期，根正苗红的马德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

　　毕业后，马德被分到省里工作。从1982年2月到1988年11月，马德历任林海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平均两年上一个台阶。当时正逢干部“三化”，年轻、又有文凭的马德于1988年底调任牡丹江市任副市长。

　　1991年2月，“春风得意马蹄急”的马德在牡丹江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在当年举行的换届选举中，马德败走麦城，被“差额”掉了。3个月后，马德被安排到省电子工业局任副局长。这次落选对马德的打击显而易见，据说其曾扬言“我马德在哪儿趴下，我还要回哪儿。”

　　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马德还真有说到做到的能耐，一年半后，马德果然卷土重来，再度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这就是马德广为人知的“两度沉浮”。二次“崛起”的马德在副市长的板凳上一坐就是4年，这时候的马德显得有些郁郁不得志。

　　4年，也许在有些人眼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马德看来显然是过于漫长，尤其是当他看到“有些不如我的人因为能送都已是副省级干部了，而我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为此心理很不平衡，觉得工作干的再好，不送还是上不去。”2002年8月，双规期间的马德曾这样解剖堕落的原因。

　　而根据2003年5月21日中共黑龙江省纪委“关于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件的通报”披露，马德第一次受贿在1995年11月。而这正是马德在牡丹江任职的后期。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马德自视较高，他对自己的期望值是，官最起码要做到副省长。“他说自己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人家差，文凭还要高，上得却没有别人快。所以，马德说自己‘受贿也是为了送’。”

　　由于目前马德案披露的信息相当有限，尽管不能因此断定马德后来升官与此前堕落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但人们看到的是，一年后的1996年11月，马德出任绥化行署专员。

　　一把手卖官，二把手卖工程

　　尽管马德案被媒体称为“建国来最大的卖官案”，但据了解，在1996年底到1999年底，身为绥化行署专员的马德并没有染指卖官比爵。不是马德不想，而是不能。这期间，马德和时任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因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15年)搭班子。

　　绥化市政协一位领导说，马德与其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和后任市长王慎义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双方合不拢。在他看来，绥化的领导班子不团结，主要是因为权力之争。他回忆说，在马德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的4年多的时间中，人事大权被地委书记赵洪彦一手把持。作为绥化市的二把手，在干部人事任免上，马德基本上插不上手。

　　这期间，赵洪彦向绥化的干部兜售官位。气不顺的马德只好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自己能够掌控的工程。从那时起，马德和一些开发商、包工头打得火热，甚至当起了包工头的“干爹”。绥化市广播电视大楼被马德交给了自己的“干儿子”——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公司经理申百臣承建。

　　为了感谢“干爹”的关照，申百臣一次就给马德送了200万元。那一时期，马德卖工程、卖地皮在整个绥化市出了名。以至于记者在绥化采访期间，仍有当地百姓认为马德出身包工头。曾与马德曾经在酒桌上有过一面之交的一位同行告诉记者：“酒桌上的马德格外活跃，有很重的江湖气。与人打交道总是称兄道弟的，像黑社会上的人。”

　　马德就连绥化的西直路改造工程，也不放过。当时西直路两边的商铺门前原来的水泥地，马德借口改善绥化的市容市貌，要求将所有的水泥全部铲掉换成地砖。本来，改善市容市貌是一件有益老百姓的好事，但这个好事却变成了马德家人乘机揩油、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西直路上所有的地砖均来自马德老婆田雅芝在哈尔滨的关系户。结果老土的水泥被铲掉，铺上了花花绿绿的彩色地砖，乍一看西直路好像焕然一新。然而商户们很快发现好看的地砖并不中用，进货、送货的车一开上去，地砖立刻被压的稀巴烂，没几天西直街商铺两边的地砖就没几块囫囵的了。压碎的地砖一下雨灌满了水，人走在上面一不留神泥水就溅满裤腿。商户、行人无不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2002年，赵洪彦调走后，绥化撤地建市，当了4年二把手的马德终于坐上了绥化市的头把交椅。有趣的是，马德在接过赵洪彦的权力的接力棒的同时，也将赵洪彦卖官的传统发扬光大，其卖官不仅金额巨大，且手段多样，花样百出，令赵洪彦望尘莫及。而马德的继任者王慎义(已被捕)也同样步马德的后尘，大肆染指工程发包。“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几乎成了当时绥化的传统。

　　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

　　在绥化的6年中， 马德收受贿赂、卖官已经达到肆无忌惮、几近疯狂的地步：原绥棱县县长李刚(因受贿、行贿被判出无期徒刑)在送给马德30万元后被提拔为绥棱县委书记，原海伦市委副书记王学武(已被捕)借马德住院之机将50万元送到马德手中，几个月之后，王学武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了青冈县县长的位子……

　　一位知情者说，马德案发后不久，当地的干部说起马德卖官，从副科到正科多少万、从副处到正处多少万、从一般部门到好的部门多少万，进常委多少万，一清二楚，说的头头是道，完全是明码标价。

　　但发人深省的是，马德东窗事发相当偶然。据了解，1995年11月，牡丹江制药厂原厂长苗胜国为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关照，送给马德5000美金，同时也给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丁志国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2002年初，丁志国被双规后牵出马德。

　　据说，马德是在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在齐齐哈尔召开的全省地级市一把手会议上被双规的。绥化政协的那位领导回忆说，他记得原本是通知一把手去的。可是那边(齐齐哈尔)来电话通知再去一位副书记。当时这边就有点不明白，马书记不是去了吗，怎么还要去人？后来一位在家的副书记参加了会，结果会上他根本就没见到马德的踪影。

　　仅仅一周之内，马书记被双规的爆炸性消息传遍了绥化的大街小巷。真正让绥化人感到震惊的是在4个月后的8月16日。这一天，在绥化市的干部礼堂，中纪委、黑龙江纪委向绥化副处级以上干部通报了对马德的审查结果，从1995年至2002年的4月，收受贿赂502万元，美金2.5万元；收受礼金1373万元，美元29.4万元、港币12.7万元、各类物品价值240余万元，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

　　“一开始说问题，还没觉得怎样，等到公布数字会上都炸了。你想想，马德从牡丹江到绥化，满打满算6年，这中间还有一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就党政来说，一开始还是二把手，当书记不过就是两年时间，怎么就弄了这么多？”事后有人算了一下，马德在绥化期间平均每天的收入在万元以上。

　　见过马德的人说，他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据说其妻田雅芝甚至将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双规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10多件，摄像机、照相机50多架、皮鞋500多双、衬衣200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

　　“马德收的东西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 聚敛了巨额财富的马德几乎将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在北京某大学任职的儿子处。

　　采访期间，记者不止一次地听人说：马德那家伙，咬谁谁进去。据知情者介绍，“可能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已交代了，他见到马德时，其心态比较放松，但求生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虽然他说自己很后悔，但我感觉到他觉得反正自己就这么着了，惟一感到牵挂、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和老婆。他说当初他汇钱给儿子时，儿子曾经劝过他别这样干，他觉得自己连累了儿子，很内疚。为了给儿子留条命，马德进去以后拼命交代。”

　　　虽然马德对自己在牡丹江副市长一职一任就是4年感到很委屈，但据一位知情人透露，马德在牡丹江的口碑并不好。他说，1996年11月，送马德到绥化上任的牡丹江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临走时对绥化宾馆经理撂下一句话：我从牡丹江给你绥化送个王八犊子。

　　黑龙江纪委的通报中，称马德“……独断专行、妄自尊大，容不得不同意见；在工作作风上，集官气、霸气、匪气于一身”。这种评价对马德而言是恰如其分。说起马德的性格和为人，不少绥化干部都用“主观、武断、爱骂人”等字眼形容。

　　一干部对记者说，“马德讲话很随便，一开口就骂骂咧咧，在大会小会上都这样。”一位绥化老干部承认，马德讲话随意性很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也不太注意公众形象。

　　这个干部举例说，有次上午刚刚开完市县副处级干部会议，下午还有各市县一、二把手参加的小范围会。但这天中午，马德喝酒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不仅自己开怀畅饮，还拼命地劝参会的书记、市长们。结果不仅下午的会延迟了，酒气冲天的马德讲的话自然也与会议事先的安排风马牛不相及。“一喝多就耽误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一位知情者向记者披露：我记得有一年马德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去参观外商投资的油厂，那天下大雨，这些局长们下车后都打着伞，马德见了非常生气，指着局长们的鼻子训斥：就你们他妈的娇贵，全部给我撤了。

　　对于马德的我行我素、主观武断，有人评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用的恰到好处也许能做出一些成绩来，用不到正道上，其后果难以预料。”绥化市政府一位退休的秘书长对记者说，马德这个人，说好听一点比较有魄力，说难听一点独断专行。如果说马德在绥化还有什么政绩的话，他最大的政绩就是拍板处理农民合作基金会。

　　1997年底到1998年初，当时全国的农业基金会因为经营不善，不能兑付，造成挤兑。在绥化，当时农民到信用社、银行挤兑，一连好多天，上访、静坐的群众在市委、市政府门口高喊“马德还钱、赵洪彦下来”，机关正常的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

　　赵洪彦没有招，便借口是“政府办的事”，将这块烫手的山芋甩给了马德。马德接手后，于1998年11月成立了农业基金会债务清理办公室，自己兼任领导小组组长，抽调40名公检法干部和40名后备干部，两人一组，清理债务。

　　这场雷厉风行的清理债务，先后有几百人被抓。“当时那些不还钱或还不起钱的人被抓拘留所，一关就是15天，15天后放出来第二天又重新抓进去再关15天。这一次要回来9千万元。这种做法的方法只有马德可以，因为他能够拍板，别人谁也不敢。”

　　这9千万元，加上省里贷的2000万元，全部还给了农民。农业合作基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还给农民，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那一年的全国长沙会议上，绥化处理农业基金会的做法被当作典型经验在会上交流。而这件事也成了马德由行署专员升任市委书记的主要政绩。

　　但在法律专家的眼中，这并不符合现代执政理念。“农民去农业基金会存款是一种合同行为，谋取的是利息。同样贷款人也是合同行为，也支付了利息，这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即使是无效合同也是司法问题。在这件事中，马德运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用公安、司法，把农业基金会的债务人抓起来，这种行为是对法制的破坏和政府职能的误解。”

　　法律专家说：“其实，政府不需要保护某一个特别阶层的利益，哪怕他是弱势群体。在法制社会中，一个有限政府所做的应该是依法行政，为它辖区内的所有民事主体提供公平的机会，创造一种机制，培育一种规范。”

　　腐败产生了马德？

　　马德案发后，不仅先后牵出田凤山、韩桂芝等高官，整个绥化市所辖的一区三市六县中，260多名干部卷入，其中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被牵扯。一饭馆老板娘告诉记者，马德刚被抓时，整个绥化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那一阵子来我饭店吃饭的人，相互间问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有没有送钱？有没有被专案组叫去问话，交代问题。’”

　　一位退休的领导干部痛心疾首地表示，马德案带坏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风气。“我在绥化工作30年了，在组织部门也干过，在我看来绥化的干部一直很廉洁，能干，绥化的官场风气之所以到后来这样乌烟瘴气，与外来干部带来的恶习分不开。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绥化几任领导，无一幸免。而马德案的发生则是对绥化干部队伍最严重的破坏。”无独有偶，进去后的马德，面对记者也大骂官场气氛，认为是官场上的潜规则、不正之风害了自己。

　　对于马德案牵涉的买官干部，当地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对那些送钱的处理太轻，持这种看法大多是没有送钱、买官的干部和老百姓。而买官者则认为，这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马德本身就属于谁送提拔谁，明目张胆地索贿。

　　因此，对人处理不能不考虑大的社会背景。法不责众，对于干部还是要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很多领导干部是这种观点。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按照党纪国法办，要有原则，应该按照慕马案的处理方式，不能有太大的随意性。

　　一退休老干部认为，“虽然马德出事已经两年多了，但由于案子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案，所以绥化的干部思想比较混乱，也比较迷茫。送了钱的人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处理，没有送钱的人同样也等着，这种事情必须快刀斩乱麻赶快整明白，越拖影响越不好。马德这件事虽然坑了一部分干部，但如果处理得好也会成全一部分干部。处在十字路口，今后当官用不用钱买了？绥化的许多干部都在拭目以待。”

　　一位当地干部对记者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给人感觉官还是要买，因为很多买官的人还在买来的位子上，有个别甚至还升了官。这就寒了那些不跑不买的干部的心。而绥化的老百姓则干脆表示：“我们现在没什么想法，有啥愤怒的呢？麻木了，就是看热闹的心境。我们根本不关心谁是绥化的领导。”

　　一位绥化某部门的处级干部认为，“马德事件的产生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是马德造成了绥化的腐败，而是这种腐败产生了马德。只要腐败的土壤和机制还存在，没有马德还有张德、王德、李德，都一样。所以，马德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不解决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不解决权力的制约问题，反腐败就会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很难根除。”

　　他向记者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产生马德？就拿田凤山来说，他是肇源人，其家人在肇源县口碑相当好。田凤山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个人的素质、才能以及思想道德品质曾经得到过老百姓的认可。为什么一个曾经的好人落到现在的地步？归根结底一句话，权力缺乏监督，一些人很难摆脱这种宿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