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的故事，想必是妇孺皆知。范进为了参加科举，“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但中了举人后就疯掉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为了改变他那穷酸的身份，他想翻身！近日，笔者读到一则新闻，从中隐约看出了一些“范进”的影子。

　　一名叫曹湘凡的湖南男子，36岁，今年是他第十次参加高考了。他的青春是在考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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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的。据《潇湘晨报》8月17日报道，今年他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达到专科线，但他坚持明年继续考下去，为了考上一所本科院校，打算拼到45岁。

　　范进自20岁开始应考秀才，考了30多年才中了个举人。而湖南这名男子，从198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也声称要为了考上大学拼上二三十年。科举制与高考制，竟然造就了如此相似的人物，值得让人揣摩。

　　可能有人会说，范进是迂腐的，为了改变身份他完全可以另谋出路，比如去做生意，发大财。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套用在湖南这名有“考试瘾”的男子身上。他真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完全不必依赖高考这条路径。但我想，范进参加科举和曹湘凡参考高考的真正诉求，并不完全是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是套在他们头上的那个“农民”的名号。范进是个穷书生，相当于也是农民家庭出身；曹湘凡也是个家境贫寒的农民。他们都想来个“鲤鱼跳龙门”，改变“农民”的身份。

　　自唐代以来，科举制为穷人们实现了“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条制度框架内上升的通道——而且基本上是惟一的通道。为了改变那穷酸的身份，哪怕被人讥笑为迂腐，范进也要来个“考到老”的决心。因为只有改变了身份，那些势利眼才不会看不起自己，自己才会在社会上谋求更大的利益。而曹湘凡犯上了“考试瘾”，我想也与这种心态有关。

　　目前城乡差别并没有消除，那明摆着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使“农民”改变身份难乎其难。由于身份不同，待遇当然不一样：农民进城务工需要办暂住证，农民的小孩进城读书需要择校费，农民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甚至，“农民”一词也被一些所谓“高贵的城里人”看成了贬义词。大家没有看到，某些人对他人不满时，就大吼一声“你他妈的‘农民’”吗？所以，为了改变“农民”的身份，一些不服气的农民当然要拼一拼，而参加高考，是代价较小的改变身份的一种方式。

　　在解放初期，农民的孩子为了改变身份，只有当兵和上大学这两条路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路径虽然多了，但“城里人”还是比“乡下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国民待遇”。虽然，有些地方尝试着改变这种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但改的也仅仅是个名称，农民只享受到了名誉上的平等，而没有在“国民待遇”上多分一杯羹。

　　在目前教育资源短缺，教育公平并未很好落实的情况下，“鲤鱼跳龙门”也并非易事。曹湘凡这名“新范进”的诞生，与其说是他太过于执拗，不如说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之痛。

　　北京　庞皎明

　　作者：庞皎明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