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法院近日公布六条“禁令”，规定法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请吃、请托、钱物；不得向当事人及其律师泄露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得违反回避规定，审理与本案当事人及其律师有亲朋、同学、师生、同事等关系的案件；不得私自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律师等等。显然，这六条禁令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离间”法官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使立志独立判案的法官能够摆脱不必要的纠缠和干扰，也使那些意图以权谋私的法官少一些徇私舞弊的机会。
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形成这种关注的原因，除了全社会法治观念的进步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社会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完善，政府、社会、公民之间，逐步明确其各自独立的主体地位，并形成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法律与每个公民的关系日益紧密。司法公正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公正最紧要的前提。而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和司法现状，显然并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而司法腐败和司法受行政权力的干涉，是造成目前现状的重要原因。于是呼吁司法独立，就成了建立公正廉明的法治社会的最现实，也最迫切的要求。
北京市高院的六条禁令如果真的得以实施，则至少可以基本保证在某一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可以相对“独立”于当事双方。一个与原、被两告都无私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无接触的法官，大概能够比较不受人情干扰和钱财诱惑，也就比较有可能持中公允地依法判案。
设想如果北京市高院的这六条禁令能够长期坚持，则其辖下的法官们，至少是那些资深法官们，势必成为一群被“孤立”于一般百姓之外的特殊人群。虽然这样的职业前景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在一个正常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法官的“孤立”，正是其崇高的职业特征。从现在开始，以制度化的手段培养一批“孤立”的法官，正是为迫切需要的司法独立培育基础。
当然，北京市高院的六条禁令在实行中一定还会遇到各种困难，譬如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政府作为当事一方固然可以恪守不请客、不送礼的“禁令”，但若要求法官严格实行回避原则，则会显得相当困难———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谁也没办法在一级法院中找到一个与当地政府没有行政关系的法官。而要求法官严守“禁令”，拒绝向作为当事人的政府“泄露”案件审理情况，恐怕也不怎么现实。至于法院究竟该如何依据“禁令”，处置那些按照行政要求向政府“汇报”了案件审理工作的法官，恐怕就更是为难。
因此，要不要、能不能建立一支不但“孤立”于普通公民和法人，而且也“孤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法官队伍，则是实现独立司法、完善法治社会需要解决的更深层次，也更困难的问题。目前的六条禁令，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作者：张天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