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囚徒，却不受高墙电网的拘禁；他们是社区居民，却须接受行为和心理的“矫正”——

　　本报记者 李卓

　　核心提示：2002年，香港歌手谢霆锋因触犯刑律被判在社区做义工240小时，社区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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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伴随“明星效应”开始 走进公众的视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等省市首次试行社区矫正；今年，湖南开始试 点实施社区矫正，天心区新开铺社区在全省率先种下“试验田”。昨日，记者走进新开铺社区，独家记录了这一人性化改造手 段带来的清新气象。

　　今年4月9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普通的伤害案件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判决。在法庭上，犯人常卫(化名) 身边多了一群社区辩护人。他们将一份载有街坊邻居意见的报告呈上公堂，提出常卫系初犯，又有自首情节，而且他为人老实 本分，希望法庭能从轻处罚，让他回社区接受改造。最终，在被判刑3年、缓刑4年后，22岁的常卫签署了《自愿接受社区 矫正承诺书》，回到新开铺社区的家中，开始了湖南首例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生活。

　　每周做“义工”3小时

　　与普通居民不同的是，常卫外出市区及遇到突发事件都要向社区汇报，每周至少与社区工作人员和户籍警交流一次， 每月提交一次书面思想汇报，必须参加每周3小时、每月14小时的义工劳动。每周五下午，居民们总能看到这个埋头清理沟 渠、打扫路面的“义工”，活干得干净利索，从不偷懒。负责社区矫正的居委会干部会在歇工时给他沏上一杯茶，在侃家常的 轻松氛围中，细说社区改造的意义。

　　“社区不是变相的囚笼，而是常卫的‘家’，应当用温情来感化他。”新开铺社区书记尹书玲说。常卫的父母下岗多 年，姐姐在家待业，全家仅靠其母卖粥糊口。常卫一直想找份工作为家里分忧。尹书玲和社区劳保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每天穿梭 于各大招聘会，硬着头皮帮常卫“讨”工作，并帮他姐姐办理了失业证。最终，常卫穿上了《长沙晚报》发行员的红马甲，每 月至少能拿500元薪水。

　　工作让常卫变得精神焕发：一直寡言少语的他开始主动找矫正人员谈心，还不时开心地跟户籍民警“策”上几句，称 呼尹书玲更是“尹妈妈”不离口。以往每次都是受召唤来社区，现在常卫每天一早准时来社区“报到”，俨然成了居委会一员 。

　　每人每年节省关押费7000元

　　“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趋势。”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贺晓辉如是说。 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探索，社区矫正有着积极意义。

　　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费用高达7266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支。同时，超押 罪犯的拥挤问题给监狱管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带来巨大的困难。贺晓辉指出，实施社区矫正将有助于降低罪犯改造成本，也是 我国监狱事务改革的趋势。

　　有利于摆脱“牢友”感染

　　天心区人民法院刑事二庭庭长陈新正是常卫案的主审法官。他认为社区矫正有三大优势：其一，与国家刑罚机关相比 ，社区明显具有亲和性，罪犯回归社区矫治，体现了人文关怀；同时，社区担起原来由派出所执行的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监管职 能，有助于为基层公安机关减负。其二，能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罪犯在狱中，其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容易受到所谓“牢 友”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不少大案、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都是“几进宫”者所为。其三，对罪犯的一系列劝导和 感化措施，将对社区内其他有犯罪倾向的人发出悬崖勒马的提醒，有利于预防犯罪。

　　到目前为止，社区矫正在常卫身上的“实验”相当成功。由于具有良好的社区工作基础和道德环境，新开铺社区已开 始对另一例未成年人犯罪实施社区矫正。

　　“立法空白”困扰社区矫正

　　“由于目前没有立法依据，我们对社区矫正只能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贺晓辉律师表示了 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的担忧。

　　据了解，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只有拘役，管制，有期、无期徒刑和死刑5类刑种，社区矫正尚无相关立法为 其“正名”。不少法律工作者认为，在立法尚未启动的前提下，基层社区矫正机关的合法身份得不到确认，缺乏强制力；更重 要的是，法院认定犯罪并处以社区矫正执行的判决权没有法律条文规定，有可能滋生“走过场”、“走后门”等司法腐败。

　　相关链接：何谓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被判管制、缓刑、被裁定假释以及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25周岁以 内)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 中执行刑罚。

　　两名矫正对象成了新开铺社区里的特殊“义工”。李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