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一个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曾几何时，还让中国人讳莫如深。

　　这种避讳来源于曾经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旧的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弊端早已显露无遗：统得过死，没有活力，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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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严重的商品短缺。买一斤花生也要凭票，那种日子让中国人永难忘记。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出这个朴素的真理，当年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种突破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同身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怀念，在改革这场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伟人——邓小平。

　　杨启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煤油灯罩里的市场经济

　　确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过去的观念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而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对于我们完成这个突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搞计划经济，我们是从苏联学来的。这套东西在特定历史时期起过作用，但发展下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就是把经济搞得很死，没有活力。

　　比如，过去农民用的煤油灯罩也是计划统死的，8分钱一个不能动。企业生产没钱赚，生产得很少。煤油灯罩也成了紧缺商品，只能实行计划分配。从县、公社、大队层层分配下去，一个生产队半年只能分到两三个煤油灯罩。农民为买一个煤油灯罩求爷爷告奶奶。后来我们搞试点，把煤油灯罩的价格放开了，价格很快涨了上去，涨到两三角钱一个，市场供应很快也充足了。当时我们还担心，煤油灯罩价钱涨这么多，群众会不会有意见？但农民的回答出乎我们意料。他们说：“没涨钱，没意见！”问怎么没涨钱，他们的回答是：“过去卖两个鸡蛋买一个灯罩，现在还是卖两个鸡蛋买一个灯罩。”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虽然朴素，但却真实。

　　我们搞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引进市场经济因素。但受旧的意识形态因素制约，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从最初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到后来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后来提出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是一步步前进了，但计划经济的东西总是不能彻底放弃，总在束缚我们的手脚。

　　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为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大以前，我国商品的市场度，以价格放开不放开为标志，以商品的价值量计算，大概只到一半左右；十四大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消费品95％进了市场，生产资料85％左右进了市场，基本解决了商品市场的问题。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双轨制”对突破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曾起过很大作用，但时间长了也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容易造成腐败。1988年曾经想解决这个问题，“闯价格关”，但当时没有解决得了。十四大以后，有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我记得中央也没有下什么文件，这个过去带来很大困扰的“双轨制”问题很快就自己解决了。其实很简单，市场放开了，“双轨制”里价格高的那部分，供应就增加了，供应增加了，价格随之下降，原先价格固定的那部分也就没了优势，很快融入到统一的商品市场中去了。

　　陈锡添（《香港商报》总编辑）

　　做记者20多年，平生第一次为见报稿彻夜失眠

　　我写《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了新局面，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我本人撰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有幸记载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和谈话的历史过程，是我一生中难忘的记忆。

　　那时我在深圳特区报任副总编辑。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左右，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电话后，立即赶去宣传部。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邓小平同志明天到深圳，市委指定你去采访，是本市派的惟一的文字记者。明天一早8时你随李灏书记等市领导到车站去接小平同志，此事绝密。”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没有作任何报告，在国贸大厦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余只是在参观的过程中、在车上和陪同的省市领导人随便聊天，谈话的形式虽然随便轻松，但内容却非常重要，而且每次谈话的内容都不尽相同，涉及面很广。

　　邓小平同志说话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快笔疾书，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在后来的通讯中引用的基本上是他的原话。邓小平同志边参观边谈话时，我便用纸片急速地记下一句半句，或一两个词，再将其整段话刻在脑海中。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负责记录这次邓小平的讲话。我们两人住一个房间，每天晚饭后就急回宾馆一起整理，核对记录写大事记，每晚到深夜2时。邓小平同志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详细记录下来。

　　参观时人很多，我尽量往前挤，争取靠近邓小平同志，力求听到他的每一句话。在这种场合，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如果论资排辈，在这么多省市领导面前，我根本不可能站到小平同志跟前。但不往前挤，又怎么能听到他说什么，怎么能看到他做什么？有时实在挤不上去，我就向在场的领导同志作间接采访，或摘抄在场同志的片断记录。比如：邓小平同志一字一句背出1984年他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参观途中在车上的谈话；以及与家人争论哪里的柚子最好吃等等细节，都是这样间接采访来的。

　　小平同志快要离开深圳时，我们曾想发个消息或通讯，但经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不报道。直到3月22日，经请示广东省委有关领导，才同意我们发表有关文章。

　　从3月22日至24日深夜，我一口气将11000字的稿件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起名叫《东方风来满眼春》。材料是非常丰富而又烂熟于心的，我苦苦构思。开始想，设几个小标题吧，又怕包容不了太多的题材，会漏掉一些重要谈话细节，写得不全面。后来干脆来个“流水账”，按时间顺序写，这样现场感强，给人以全景式的感觉，可将邓小平同志每天的参观安排、活动细节，在什么场合谈了哪些话，一一表述无遗，可增强感染力和说明力。

　　3月25日上午，我和时任深圳特区报社社长的区汇文一起，拿着稿子来到市委宣传部，请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审阅。杨部长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邓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终于批准发稿了。当时我的高兴之情难以言状。晚上回到家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自己做了20多年的记者，那是平生第一次为即将见报的一篇稿件彻夜失眠。

　　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原所长）

　　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时语惊四座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全会要求，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把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

　　但是，按照什么方向和原则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革？当时的认识并不一致。于是，从上到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数同志的提法是：“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与此同时，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市召开的有三百多名学者参与的全国性大型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提出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有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还有的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市场经济。”这些见解虽然当时未被多数人接受，但可以肯定，它对打破计划经济一统的坚冰，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理论界在讨论，邓小平同志也在思考。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曾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语惊四座，不仅客人感到新鲜，连中国经济学界也是闻所未闻的。他第一次把市场引入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内部，使市场成为内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种崭新的理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人类文明史上，都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这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变成全党的共识，成为全民的行动，尚需时间，必然经历一个过程。但回顾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其市场取向是十分鲜明的。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视察谈话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更加明确了。

　　吴敬琏（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改革的计划取向和市场取向出现激烈争论时

　　小平南方谈话一锤定音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被认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对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这一个公认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

　　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后，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到1989年6月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姓“社”姓“资”的争论。

　　从1989年底到1991年冬，在中央召集的几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一些同志就改革的计划取向和市场取向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有些同志认为，经济改革本来应该搞计划取向，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诸侯经济等许多问题。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应只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

　　我和一些同志对此进行了反驳。我们认为，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流行看法，我在发言中表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它歧视，而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这才是当时腐败蔓延的原因。

　　1990年9月，我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南方一行，让我听到了企业家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此后我又访问了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越看信心越强。我看到的事实使我相信，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地好转。

　　在历史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的讲话，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1990年12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和1991年初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对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及有关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他的这一讲话，为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瑞金（《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1991年春节，邓小平视察上海

　　再为改革鼓动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小平同志这些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当时我在上海《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3月2日，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4月22日，压轴之作《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报。

　　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到南方视察，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并用“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简明生动的词句激励我们把经济迅速搞上去。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闻宝恒（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

　　听完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我一夜没睡着

　　我们村也搞起了股份制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2年春节过后，镇里要求各村组织党员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我们拿到手的学习材料是镇党委副书记传达谈话的录音带。我听着录音，心情越来越激动。尤其是听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内容时，我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找到感觉了。我在讲话中看到了我们村子的希望！

　　散会后，我又把南方谈话内容反复听了好几遍。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以前曾经有过但是一直被压抑着的念头像水泡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就等着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了。

　　经过村党支部周密的讨论和研究，我们决定利用村子地理位置好的优势，以股份制的形式建一个加油站。

　　万事开头难。筹措资金更是难上加难。当时村集体的账上没有一分钱，而建一个加油站的起步资金就得100万元左右。大部分村民对建加油站持观望态度。怎么办？我首先拿出1万元，其他村党支部成员也带头入股，筹到了30多万元。我又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了合作单位，资金终于到位了。1992年底，加油站建起来了。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加油站效益不错，股民分了红。1993年，我们又相继建起了农场、养猪场和造纸厂，也都是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经营的。

　　刚开始，有些股民年底分红时有争议，认为同样辛苦一年，到手的红利却有多有少。这说明有些村民还没有摆脱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就反复做工作，给大家讲“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道理。1994年以后，村民们对股份制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可，参股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结构合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产权制度。最近我们刚刚统计出来，全村70％左右的村民都成了股民。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实行，使村经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到今年7月份，全村经济总收入2亿元，人均年收入1．35万元。种猪场有位股民，2003年仅年底分红一项就拿到了10万元。

　　王玉清（大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

　　卖的卡布差点儿让我进监狱

　　“闯市场”让我走上成功路

　　我们这一代人当然应该感谢邓小平，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发展环境，我很欣赏他那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我今年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回想这20多年的经营，我几乎没遇到过大风大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还没有“下海”一说，我就已经提前“试水”了。当年也是年轻气盛，“摸着石头过河”嘛。我扔了国营企业的铁饭碗，到街道三产。当时我特别看好布的销售市场，并把第一步迈向了市场上不起眼，但特别缺少的儿童服装及中老年加肥服装。因为找好了市场空当，很快引起市场共鸣，我也第一次尝到了顺应市场生产的甜头。

　　不过，因为我闯市场闯得早了点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还唱主调的时候，我还差点“出事儿”。当时市民要凭票买布。购买一米的卡（的确良卡其）布，需要6元多现金和3寸布票。我看准了的卡布的市场潜力，就购买了白色的卡布，然后自己送到染印厂染印后拿到店里销售。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所以这样的的卡布一米只卖3．6元，而且不需要布票。这样布的零售价格就降下来了，销售方式变灵活了，来买的卡布的顾客当时络绎不绝。一天就卖了好几万元钱。去农村卖的时候，农民都抢着往你手里塞钱。我们一共卖了好几车。

　　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当时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违反了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属于典型的“投机倒把”行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坐监狱的。有关方面正在收集我的“罪证”时，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彻底打开，布票取消了。我的“投机倒把罪”也就不了了之。现在想起来，这多亏“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要不然我很可能会蹲监狱呢！

　　现在，大新纺织已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店发展成民营股份制集团公司，年平均销售额已达6000万元。不过坦率地讲，现在的市场条件下，让我成名的布业已是夕阳产业了。要想长立不倒，企业就必须按市场要求转型。我现在已经开始了自己第二次创业，向绿色健康食品和药业发展。这也是受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精髓的影响。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马 龙（北京龙澳基业食品加工厂经理）

　　今年7月1日起，自然人也可以从事外贸经营

　　我申领了第一号登记表

　　今年7月1日《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正式实施，正式宣布自然人也可从事外贸经营。看到这条消息，我就去商务局申请外贸经营资格了，结果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我以自然人的身份申请取得了第一号备案登记表。

　　我这家企业注册资金只有3万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最低注册资金标准为50万元人民币。一直以来，国家对外贸经营主体要求非常严格，而新《对外贸易法》将外贸经营权的获得由许可改为登记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并首次允许个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外贸市场打破垄断，由市场来论英雄。

　　虽然7月1日起外贸经营对个人开放，但实际上我早就开始从事外贸生意了，不过那是没有名分的，叫好听了是“外贸自由人”。原来做成一笔生意麻烦极了，先要挂靠在一家大公司下，然后还得按时间或成交单额向挂靠公司交管理费或手续费。其实就是自己的生意，可我没有合法身份，合同要盖外贸公司的章，还得在外贸公司走账，还得交代理费。那时候每单生意要向挂靠公司交纳1％到3％的代理费，而这份额外的开销对个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而且在一些业务上也要看对方方便时才能办理，自然不如自己从事业务方便……现在，这些全省了。

　　我举双手赞成外贸对个人开放，这意味着外贸已经从一个特殊行业变为普通行业。我认为，新外贸法实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像我这样从事外贸活动的人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而不用将自己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代理公司了。市场已经放开，我们能和大公司公平竞争，以后经营不好也没得可抱怨了。虽然现在办理后期手续还有一些麻烦，但我至少看到了希望。

　　我干外贸也有年头了，这几年能明显感到外贸市场的变化。说到外贸经营权放开，一方面是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另外更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要求。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理论，让我现在有了和大企业同场竞技的机会。

　　苏 敏（北京市民）

　　穷日子让我养成了记账习惯

　　日子富了 账记粗了

　　到现在我都还有记账的习惯，其实也不是为算账，就是多年保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不过现在记的基本上就是自己觉得要记下来的大事情，比如说添大件、人情来往啊什么的，柴米油盐那些日常开支细账早就不记了。

　　我曾经看电视里播过一个上海老人几十年如一日记“豆腐账”的报道。印象中她最早一个账本上记的所有支出都是柴米油盐；后来才出现了电视机、存款等等。电视里说她那20本“豆腐账”都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家级保护文物保护起来了。可不是得当文物收着么，现在要这么个记法，非累坏了不可。

　　我今年54岁，属于“都赶上了”那个年龄段。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家还住在前门附近，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全聚德烤鸭店，我每次都忍不住要往肚子里咽口水。最开始全聚德属于高级特味户，是不收粮票的。每天都有好多人到那里排队吃饭。那队排得啊，上午8时发牌，而有的顾客早上三四时就开始排队了，原因就是因为在那里买主食不用粮票。那会儿甚至还出现了倒卖号牌、雇人排队的号贩子。不过后来因为人太多，全聚德也开始收粮票了，人“刷”地就少了。

　　别看不收粮票，那会儿的烤鸭也不是说吃就能吃上的，哪能跟现在似的，想吃，打一车就过去了，那会儿想都不敢想。我记得全聚德还卖过份饭，5元钱一份，我们家从来不敢有去买一份的奢望。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家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昂贵的一项支出是过年时凭票购买的2斤猪肉。

　　“文化大革命”时特流行一种说法：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记得特别清楚。不过后来邓小平重新出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家思想一解放，往后的日子就一年比一年好过了。你看我现在记的账：1995年5300元装电话；1998年换21英寸彩电；2000年，2000元给儿子买手机一部；2002年贷款买车……真是越来越粗了。上个月给儿子又换了辆山地车，我这儿还没记呢。时代真是不一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上班那会儿，攒了一年140多块钱，才心花怒放地拿着一张自行车票，特意跑到隆福大厦买了辆“飞鸽”。现在，隆福大厦都转型无数次了，自行车到超市就能买着了。

　　胡天舒（北京海关车站办事处处长）

　　安定门内大街有个免税品商店，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当年买“八大件儿”比电影散场还挤

　　只要提起安定门内大街的免税品商店，稍微年长点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时光倒转20年，那儿绝对是四九城买高档商品的最好去处——那地方原来的名字叫“出国人员服务公司”，云集着从国外原装进口的“八大件”。当时去那里买大件儿的人，真是比电影院散场还挤。

　　自行车、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照相机、录音机和手表，手表是两块——这么凑出来的八大件。

　　那会儿好多东西还没实现国产化，市场也没这么丰富，所以大家就都觉得进口的好。一般家庭要攒很久的钱去买台进口冰箱，还得托人，因为还得从出国人员手里买指标啊。普通人家哪里会有指标。我记得那会儿一个指标就要一两百美元。贵？贵还抢呢。那时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有改善，自然希望能买点好东西把家里装点一下。费劲弄到指标以后，也不一定就能顺利买到东西：经常是早上五六时排队，结果到下午三四时空手而归，然后第二天更早去排队。虽然那些进口商品免了关税，但增值税之类的税还是要的，海关每天光税款就能收1万多元。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免税品店经营的还不错。但再往后就不行了。其实这也正常，那么多家电连锁店，家门口又好又便宜的电器多了去了，谁还会特意跑那儿去买电器呢。

　　邓小平倡导的市场经济真是让咱普通市民生活大变样。从没钱买到有钱排队买，再到有钱不排队，咱这日子真是越过越舒坦。就拿我监管的车站说吧，原来人们出去是不舍得带东西回来；后来带过一段生活必需品；现在大家出去玩，带回来的都是香水、名牌服装这些高档消费品；而那些经常出国的人根本什么都不愿往回带了，北京什么没有啊。（采写／王鸿良　张迪皮亚明）（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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