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科学发展观解决压力

　　采访参加国家环保总局举办的“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专题研究班”的各地决策者时，大家都会自然地谈到各自城市的各种压力和压力下的选择。

　　比如采访山西省大同市市委副书记郭玉才时，郭玉才的开场白让记者感到一种坦率、真诚，“哎，我们的污染很严重”。郭玉才还自揭老底，“我们的大气污染排在‘黑名单’的老三位置。”和郭玉才一样，许多决策者都正视环境难题，这体现了他们尊重事实、挑战事实的勇气。

　　湖南省张家界提出建设生态市的目标，28个指标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经济指标，市委书记刘力伟说，张家界有些地区尚未脱贫，这是压力，但生态环境建设的压力更大。

　　环境脆弱地区如大同、河南周口、内蒙古阿拉善，都有如何在保护环境、恢复脆弱生态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的压力。自身环境好的地区，也同样面临压力。拥有“蓝天、碧海、金沙滩”的山东省日照市是后发展地区，工业化水平滞后是压力，按日照市市委副书记李敏的话说，这是中国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典型状态———环境很好，发展的欲望也很强。类似日照这样的城市都要选择如何利用后发优势，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跨越式发展路子。日照选择了“生态建市”，发展循环经济。

　　在多重压力下，各地领导干部都在力图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做出正确的选择，按张家界市市委书记刘力伟的解释，作为市委书记，来学习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专题研究班，就是想多了解有关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的最新情况，避免在决策中出现失误，避免做出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决定。

　　我国可持续发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给各地决策者上了一堂关于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的课。叶文虎说，要会总结经验和模式，更要从教训中学习。在大同工作8年的市委副书记郭玉才说，以前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未被列入经济发展的规划中，但现在大同在做中长期发展规划，强调要根据环境状况重新规划、重新定位经济发展；市委常委会第一次就环境保护进行专门讨论，明确指出，要把环境和经济两者放到一起考虑，必须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能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当发展和环境有矛盾的时候，优先环境。

　　选择最佳模式实现科学发展观

　　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建设生态市、推行循环经济，这是许多城市在努力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选择的重要发展模式。

　　记者从国家环保总局了解到，目前已实现和申请“创模”的城市已达200多个，全国1／3的省提出要建设生态省。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司长张力军积极向各地决策者传播“创模”效应，他举的无锡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无锡在“创模”前，因为缺乏这个金字招牌，招商引资没少受“歧视”，在长三角处于发展弱势。无锡把“创模”和太湖治理结合起来，“创模”成功之后发生了巨变，原来1亩地30万元卖不出去，现在价值增值到280多万元，一块666亩的土地拍卖17亿元。“创模”还给无锡决策层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无锡市表示，现在留下的地不准备卖了，留给后人使用，因为他们的规划能力会更强。

　　许多地方决策者在回忆“创模”经历时感受最深的是，“创模”最受老百姓拥护。国家环保总局在调查中也发现，老百姓对“创模”没有意见，因为“创模”进一步密切了政府和市民的关系，是真正体现城市“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

　　对各地决策者而言，“创模”则是与促进经济发展、优化城市布局、扩大对外开放等效应联系起来的。如珠海市1997年即成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珠海的发展给更多的城市提供了一种经验和借鉴。珠海把打造绿色城市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环境优势这几年已转变为巨大的经济优势。广东省省委已要求珠海率先成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先行示范市”。而对“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珠海也有很动人的体现，现在在珠海，老百姓买房子已经不光看面积了，老百姓追求的是房子周围环境能提供多少负离子和新鲜空气。珠海的环境建设“吊”高了老百姓的胃口。

　　2002年，早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市政府就提出“生态立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为何要建生态市”的讨论持续了4个月，历经50多次座谈和调研，最后达成的共识是，盘锦要建设现代化的生态城市，而且把这作为惠及子孙后代的终极目标。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李素芳说，现在的实践证明这是与科学发展观相吻合的，决策层综合决策的制度促进了全民参与环境建设的热情，生态文化成为盘锦全社会追求的一种独特文化。

　　有为的政府必须是重视环保的政府

　　计划经济下，政府统包统管，但管理效率并不高。市场经济下政府究竟该如何作为？很多地方决策者都在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政府不是承包户，哪些是政府该干的，哪些是政府不该干的，得想明白。

　　大同市市委副书记郭玉才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2003年，郭玉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他提出的观点是，政府要搞好市场监管，政府要管理环境保护等公共事物。今天，郭玉才依然认为，有为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重视环境保护的政府，否则，谈不上有为。

　　政府职能是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许多地方决策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也在积极实践：环保工作要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主要职能，而不是一个部门的单项工作，因为环保涉及方方面面。环境领导能力是政府领导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这也是国家环保总局连续举办两期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专题研究班的初衷。

　　上海这次派各职能部门来参加研究班，此前，上海市曾举办了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研修班，让领导干部意识到环境保护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作为大都市，环境容量有限，环境保护是城市发展永恒的主题和难题，必须在发展理念上牢固树立环境意识，在发展目标上将环境指标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在发展模式上坚持走低能耗、轻污染、少排放的集约型道路，在发展内涵上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川省攀枝花市拥有丰富的资源，怎样才能避免资源开发枯竭的命运，攀枝花决策层的认识是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为掌握这样的主动权，攀枝花在积极行动，为提高资源的有效开采效率，勇于攻关，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坚定不移地走资源有效利用率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北京市西城区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多年坚持统筹资源、人口、环境和社会，突出做到统筹规划，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和空间。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林铎接受采访时说，西城区已显现出环境与经济互动的良性状态。要效益，就要3个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这是西城区决策层的共识。

　　“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各地决策者针对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审视政府行为中不科学的部分，表示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环境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做一个有为的政府，做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政府。

　　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

　　如何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音？参加研究班的各地决策者认为，除了政府有作为，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是关键，也是保障。

　　日照市以建设生态市的目标选择产业，曾经否决了一个40万吨的电解铝项目。日照市市委副书记李敏曾经考察了其他城市的电解铝项目，认为这样的项目污染地下水，是让子孙后代受害。李敏建议，对污染项目，在产业政策和技术方面，国家应该统一协调，以避免污染项目从环境标准严的城市“偷渡”到环境标准低的城市。

　　张家界把生态建设作为新一届市委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其发展模式是用3％的旅游开发换取97％的自然遗产完全保护。张家界建立了“环境保护议事制”、“环境保护报告制”、“领导任期环保责任制”、“环保参与综合决策制”等多种制度，市委、市政府要求涉及全局性的重要事项、编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出台重大决策等，都要吸纳环保部门或邀请环保专家参与综合决策。

　　重庆丰都处在三峡库区腹地，在重庆市第一个建设了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规划也是丰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规划，今后所有的建设，都将严格按规划来实施。三峡库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更要以规划和机制的形式，世代坚持。

　　目前，全国1／3的省在积极建设生态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说，生态省市建设可以集中财力、物力、资源，实现综合决策，我们需要这种发展思路，需要这种工作机制。据悉，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循环经济的机制体制建设，以此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