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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邓小平 繁荣活力或难这般迸发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17:34 南方周末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第一次秘密来华时,邓小平正在江西,用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来的手艺,熟练地给拖拉机轮子装螺丝。

  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位沉默寡言的“装配工”,竟是未来十亿国人在新路上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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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人。甚至见多识广的基辛格,一开始也欠缺“慧眼”。1974年在纽约、北京与邓小平两次会谈后,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的邓小平,留给基辛格并不愉快的印象。国外媒体报道说,基辛格当时评价邓是“令人讨厌的小个子”。

  这种说法当然被基辛格否认。因为后来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如此截然不同。1979年他告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很显然,他(邓小平)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是的,这位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所迸发出的治国才华以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也证明基辛格的判断并非溢美。

  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国企改制,股票,WTO……一个个新名词,勾勒出上世纪末中国探索发展路径的艰苦努力。尽管伴随着重重矛盾、冲突与阵痛,但谁也无法忽视,中国正在一个丰饶的世界里迅速转变、强大。而这背后,是邓小平的手在勾勒着整幅蓝图的主线。

  “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基辛格回忆邓小平时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像邓小平那样,所预期的目标都得以实现,“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几乎每个方面我都大约在15年前听邓小平讲起过。”

  这位当年的对手兼朋友,不吝表达对邓小平的赞美:“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的贡献无与伦比。”

  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家乡广安,至进入8月以来,持续了近10天的高热天气。胡锦涛总书记就在这滚滚热浪中,揭开了邓小平铜像上的红幕布。

  离开故园数十年的邓小平,在他百年之际,终于“重返”故土。藤椅上的邓小平,衣着朴实,面带微笑,目光恬淡地望向远方,一如平常地安详,从容,沉静。

  “他从来都不是神,是人。”邓小平的家人如是说。铜像的造型也在努力把他还原成一个凡人,一位平和的老人,一名普通的共和国公民。

  “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这是小平最朴实的愿望。16岁时的邓小平从这片川中丘陵走出去后,就一直为之奋斗,直至终老。

  多少年来,邓小平从未给家乡额外的惠泽。广安人说,他留给家乡惟一的东西,只有9个字: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这句话被放大,烤了瓷砖,镶嵌在广安市委大门口的墙上。

  而今,生养小平的这块土地,尽管不能算作富裕,但也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这里的人们拥有新修的水泥马路、喷泉广场和霓虹闪烁的夜景,开始像上海、广州人一样,健身,炒股,送子女出国和过丰富多姿的夜生活。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特定的历史任务,并因此无可替代。毛泽东如此,邓小平亦如此。前者以革命者的英勇无畏,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后者则在百废待举之上,建造了一个新世界。

  某种程度上说,建设比破坏需要更多的智慧、精力和耐心。何况,当时被“四人帮”肆虐过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而且遗留了巨大的思想上的障碍,那才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换句话说,邓小平期望在中国实现的蓝图,工作量是两倍:先破,再立。

  破什么?

  破除至1950年代末以来,导致中国走向混乱、贫弱、疯狂的思想、行为和方式方法。按照老百姓的意愿,走一条新路。

  那么,老百姓的意愿又是什么?“吃饱肚子”,1977年的一天,安徽凤阳一位农村青年回答安徽省委新书记万里的询问时,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席卷中国的浩劫,使亿万人饥寒交迫。“吃饱饭”,自然是他们最直接、最急迫的要求。

  有人说,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政治运动对中国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就是当一切推到极端之后,终于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大彻大悟”。

  邓小平无疑是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在江西新建县那个挂满丝瓜藤的土坪上,在北京东交民巷17号院的高墙下,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中国引向富裕的轨道上去?

  幸运的是,历史选择的这位接班人,不仅独立善思,而且敢说敢为。

  他顶着压力,支持万里在小岗村搞“大包干”:“不要争论,你们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他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发展生产力。

  因此,就有了第一个全国闻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野火春风般燃遍全国。

  他还说,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于是,外资引进来了,外国的贷款敢用了,股市红红火火热闹起来了,深圳也得以摆脱“除了红旗还是红色的,什么都白了”的指责,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中国南海之滨向外敞开的一扇最炫目的窗口。

  “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却有一整套最适于中国前进的经济思想。”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评价。

  为百姓谋福利,为国家谋发展,站在最现实的立场上看问题,是邓小平建构这套经济思想的基础所在。

  经历了狂热、痴迷、混乱、困惑而陷入疲惫与虚弱之中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理性的回归。邓小平不断地向国人灌输这种理性。

  从深圳到珠海,从遥远的西域到塞外北疆,都能看到邓小平的那句“发展才是硬道理”,它作为标志物,鼓励每一地的经济发展。

  在邓小平从未踏足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他的画像和那句至理名言立在交通要道处。市政府还铸铜像一座,置于城市中心。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城,诞生了逾万名百万富翁。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全部哲学思想外化于经济的一个精髓,某种程度上看,它已成为一种图腾———中国有序和繁荣的局面,始发于这种理性的复苏。

  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

  1979年春天到来之前,深圳这个名字远不是今天这般家喻户晓。甚至当地的居民都不是很清楚,他们只知道,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叫宝安,一个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的小镇。

  留在当地人记忆中的,这里还是偷渡者的天堂:宝安有的地方与香港仅一条小河之隔,大量不堪忍受政治运动折磨和难耐饥饿的偷渡者,从这里逃往“资本主义的乐园”。

  邓小平的一个“圈”,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政治和生活生态。

  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

  “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于光远说。

  后来的事实表明,“深圳”两个字就此和邓小平结下不解之缘。它甚至成为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勿庸置疑,这块试验田的诞生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深具里程碑意义:它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场新旧机制交替的革命,找到了最佳突破口。

  这个南海边的“圈”不负所望,先富起来的城市催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城市中每天都在上演传奇。深圳沧海桑田式的变迁,开始撩动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本能欲望。“深圳”成了一个时髦而令人艳羡的名词,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那里。

  可是,一些人却对深圳表现出来的鲜活生命力感到担忧。广东省委原书记梁灵光回忆起往事还唏嘘不已:据说西北一位领导到深圳参观后痛哭流涕,说,想不到辛辛苦苦革命了几十年,现在一下子都变了!也有香港报纸攻击说,深圳耗资几十亿元搞起来的高楼大厦,是“假大空的石屎森林,没有什么价值”。

  1982年4月22日,一个专门为深圳召开的会议在北京举行,有人就提出,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

  然而,这个“倔犟的四川小个子”,以他一贯的强硬和务实,面对这场开放与保守的博弈。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为深圳、珠海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全面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绩和经验。

  他借此次南巡,向世人表明了中央坚定不移进行经济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8年后的小平第二次南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排头兵的深圳,再次现身说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所趋,发展生产力是必由之路。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文件。这个文件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因为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个架构之下,全面走上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的。

  没有“智囊”的总设计师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最近将于光远的著作《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译成英文出版,书名做了较大调整,改为《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邓小平震撼世界》)。

  这个改变一方面是出版商促销的一个噱头,但另一方面,在西方学者们眼里,1978年中国发生的那次历史性转折,应归功于邓小平。在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价值体系里,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并因此震撼了世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又推进历史。这个规律在邓小平身上得到了印证。一位学者说,我们不应当拔高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应该认识到,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看,伟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历经劫难的中国,在外部虎视眈眈、内里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幸而选择了邓小平来领导十亿人民。是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

  尽管他的所有行为和思想不过是在顺应历史和民意,但若没有他个人的勇气与胆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问题,恐怕还在探索中。

  是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

  在对邓小平的诸多美誉中,“总设计师”是他惟一愿意接受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兴衰、英雄人物更迭的长河中,惟一得到这种称谓的政治家。

  曾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于光远说,邓小平是个没有“智囊”的人,他喜欢广泛听取专家、官员以及各阶层的意见,但是最后的主意总是他自己拿,“他轻易不开口,但一开口就能抓住重点,切中要害。”

  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时,对日本媒体谈起中国的经济现状:“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本来很丑,就不应该表现得像美人一样。”

  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否定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他鼓励搞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平衡木”高手,不主张激进的变革,而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降低社会摩擦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意志更坚定,更加坦率与务实,这是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总设计师,引导中国步上新途的原因所在。

  当然,任何变革都是有代价的。26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人不断经历阵痛的过程。

  而今四五十岁的人,对19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几次抢购潮,应该还记忆犹新。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有过囤积味精、酱油、棉被乃至卫生纸的经历,这带来的不仅是财产物资的重大损失,也给老百姓心理留下了后遗症。北京SARS肆虐期间的抢购狂潮,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心理阴影的投射。

  那还只是小事一桩。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成为继任者将面对的棘手问题。

  然而,如果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从1980年中国人均GDP50美元到目前的人均GDP1000美元,这中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艘大船已经启航。

  英国一位记者写道:所有的经济地位转变都是艰难的。中国的崛起在重要性上可以与美国当初登上世界舞台时相媲美。曾蒙受耻辱的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沉湎于一种怨恨情绪。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它开始改弦易辙。上个世纪末,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全球的责任。伟大现在已经降临到中国头上。

  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是邓小平留给国人最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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