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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半分钟都差不得！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1927年六七月间，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辗转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名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走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道路。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了这次会议。1987年6月15日，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旧址，他一边参观一边回忆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3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24小时。”“您是和谁一起进来的？”纪念馆的同志问。“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陆续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6天，最后走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27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他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并作记录外，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以及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为掩护其秘密工作，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也当过古董店的老板。
1928年春，邓小平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在巡捕林立的租界里，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1930年1月，张锡瑗因得产褥热在上海病逝。
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将近两年，工作既紧张又充满了危险。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指1928年4月15日）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相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的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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