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他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考试机会。这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争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中国到底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告语天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是年冬天，积压了十几年的570万考生，走进封尘十年的考场。百废待兴的中国一时拿不出足够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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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自述：张晓山(胡风之子，1977级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极端压抑甚至扭曲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一度真实地感到，我不能和别人平等生活。1968年我插队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当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已经十余年。

　　1977年，我被调到塔布赛公社良种厂做技术推广。我记得那年秋天的一天，广播说要恢复高考了。我隐约感到这个消息跟我有关。

　　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参加，或许又要在政审的时候被卡下来。1973年、1974年这里有过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一次不了了之，再一次因为家庭问题被退了回来。我不敢对这次高考有太大幻想。

　　后来我到公社报名，居然很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限制。当时已经是冬天，没有什么活，我跟公社请了假复习，整夜整夜地看书。

　　考试是在公社中学举行的。我那时候也已经30岁了。考试的整个过程我都很平静。当时还在想：即使考分够了，能不能上也是个问题。受父亲问题的影响，我对很多事情都不确定。那时父亲还在狱中。

　　最终我未能如愿考回北京。当内蒙古师院的通知书发到我手上时，我懵了。我报的是中文专业，但却被数学系录取了。后来得知，学校的老师认为中文和文艺关系密切，为了避免麻烦，出于好意帮我改了志愿。

　　经过一番争取，我最终进了外语系。1979年有个机会来了，当时研究生招生，在校本科生有条件的也可以报考。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了今天。

　　对我这样的人，恢复高考实际上是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我个人非常感谢邓小平，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余生，可能就是在一个穷乡僻壤老死。

　　1978年：留学

　　历史背景：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就主动要求主管科技和教育。他多次谈话都论及科教和人才的重要性。翌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派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要十个八个地派。要做到两个不怕，一是不怕派出去不回来；二是不怕和人家搞到一起，这样才能学到东西。

　　此言在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极为震动。讲话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此举引起国外舆论关注，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1978年10月，经过与美国代表团艰苦谈判，双方达成谅解互派留学生。以此为开端，负笈求学的机遇向一代中国人敞开大门。

　　人物自述：裴定一(1978年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现为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

　　1978年12月25日，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的一员，从北京出发，途经巴黎、纽约，于次日到达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由于有中美即将建交这样的政治背景，我们到达美国的消息在当地媒体上都有报道。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出国，前30年自己的命运十分波折，这样那样的运动搞得我们这代人不再有什么大的梦想。

　　196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导师是华罗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我们这批研究生集中在当时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由于我们没有去农村，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引起很多争议。我们在这一年中经常要接受“又红又专”的教育。一年后，也终于终止了业务学习，去了农村。1966年6月又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我离开北京，分配到大庆油田当了一名采油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大约一年后，队长对我说，听说你是学数学的，以后就担任采油队食堂会计吧。从此我承担了会计和喂猪两项任务。我在接班时，队上仅有一头老母猪，当我离开这个队时，这头老母猪已生了两窝共14头小猪。

　　直到1977年底，我的工作关系才从大庆油田调到中国科学院。

　　得知要去美国留学，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通知很紧急。我们首批50个人就在1978年的冬天启程了。那一年我已经37岁，但在团里还算年轻的。

　　在华老的推荐下，我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初到普林斯顿，我感到了很大的差距。“文革”前我的数学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如果中国没有频繁政治运动的十几年耽误，我不会差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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