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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大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04:35 山西晚报
起点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堂。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1926年初离法去苏联莫斯科,先后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底动身回国。1927年8月7日,他参加“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邓小平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赤手空拳开辟了一片新天地。1928年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邓小平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1930年,张锡瑗因得产褥热病逝。

  第一次政治磨难

  1931年7月,邓小平从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赴江西,与他同行的是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到江西不久,他们结为夫妻。8月到瑞金后,邓小平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邓小平调到瑞金以南的会昌工作,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在会昌,邓小平因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临时中央作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之一错误批判。1933年3月,中央“左倾”领导人指责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3月底,临时中央指责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并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还给了他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映也离他而去。最后,他被分配去刻钢板,编辑报纸。对邓小平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殊深,在晚年还常常谈起,他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难。不久,邓小平又一次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

  延安婚礼

  1939年8月,邓小平到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邓小平认识了刚刚从陕北公学毕业的卓琳。此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9月初的一个傍晚,邓小平和卓琳在杨家岭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外面的山坡上举行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太行山。一回到太行山,邓小平就投入到了更残酷的对敌战斗中。

  刘邓大军所向披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与刘伯承珠联璧合,共同指挥了一支战绩卓著的“刘邓大军”,在这支被称作刘邓大军的一二九师里,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师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战争时期,刘邓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转战了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其间,1943年10月,39岁的邓小平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这是晚年时邓小平与女儿聊起太行山艰苦岁月时的一句感慨。

  邓小平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精诚合作,共同谱写了一曲刘邓大军南北转战、纵横四方的壮歌。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排兵布阵,在江淮之间进行了一场关系全国战局的大决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有80万之众,人民解放军只有60万,众寡悬殊。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谁来负最高责任呢?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解放军历时66天,歼敌55万。用毛泽东的话说,硬是把一锅没煮好的“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随后,邓小平又指挥部队一举夺取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和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七次访苏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6月,发生了波兰事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就波兰事件与苏共中央协调。其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了多次会谈。邓小平的这次莫斯科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可不低。”1963年7月,毛泽东再次点将邓小平为团长,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由于双方分歧比较大,谈判最终破裂。7月21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党政军各部门和首都群众代表5000多人,到机场热烈迎接。

  第二次蒙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面对北京不少大学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领导的轨道。6月4日,邓小平在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说,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派工作组的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此次会议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967年1月11日,邓小平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被打倒。

  第二次复出

  1971年11月的一天,谪居江西的邓小平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一同得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失败的消息。邓小平回到“将军楼”,说出了久久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然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揭露、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表达了愿为祖国和人民重新做些工作的愿望。而此时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晚7点30分,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一家杂志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邓小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经过对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第三次蒙冤

  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过,毛泽东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谢绝了。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寓刚。1975年11月起,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靠边站了。一场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清明节前,上百万群众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

  第三次复出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全党和全国人民盼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受到阻碍。12月10日,邓小平因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住进301医院。由于当时有规定不能随意探望邓小平,许多老同志费尽周折往里“闯”。第一个“闯”进病房的是余秋里。他看望后临走时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邓小平复出,是众望所归,势不可挡。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1977年4月10日,他经过反复考虑,提笔给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几番周折,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的积极推动下,他终于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后,正式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

  甘当后勤部长

  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亲自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肯定建国后17年科教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据邓小平建议,教育部组织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讨论》,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进行批判。1977年下半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多方努力,高考制度恢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在科教秩序迅速恢复的基础上,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4月22日至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出席了这两次盛会的开幕式并讲了话。广大科技人员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他对科教界人士说,“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和平之旅

  1978年秋天,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在短短8天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的各界人士,被日本媒体称刮起了“邓小平旋风”。邓小平抵达日本的第二天,日本的所有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都是邓小平来访的消息,被称为“清一色”了。一家外国通讯社在总结邓小平的这次访问时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在日本掀起的旋风还在令人回味,1979年,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邓小平再次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在这之前,他领导了中美两国的建交谈判,双方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美国期间,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邓小平果断回答说:“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惊讶,他不紧不慢地说:“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美国人再一次真切领略到邓小平的从容和智慧。访美期间,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晚间黄金时间成了“邓小平时间”。

  你们就这么干下去

  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了分田到户,并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邓小平在听取安徽省委领导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汇报时坚定地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等省农村改革的经验。他说,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1979年国庆节刚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他直接领导和主持的历史决议的整个起草工作。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对起草历史决议提出三条总的指导思想:第一条,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地评价;第三条,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著名的“邓六条”

  为了结束海峡两岸分裂的不幸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探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和办法。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他说:“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对来访的撒切尔夫人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小平表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第一次对经济特区深圳视察。在听取了深圳有关负责人的汇报后,邓小平表示:“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子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回北京后,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返京不久,中央宣布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随后,东南沿海的14个港口城市陆续对外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也一起对外开放。

  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到这年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成绩后,感到很欣慰,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

  儿孙绕膝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退休了。邓小平真的过起了儿孙绕膝的恬静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八点起床,喝一杯浓茶,他喜欢四川或者安徽的青茶,也喜欢西湖的龙井。然后吃过早饭,看看报纸,大约十点钟,到院子里散步。十二点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六点半吃晚饭,在饭桌上他喜欢听孩子们聊天。晚上再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邓小平最喜欢孩子。他有五个子女,四个孙辈。退休之后,他和孙辈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南方谈话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不久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情系大海

  邓小平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1989年9月16日,他对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邓小平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70高龄以后的邓小平,差不多每年的夏天,都要兴致勃勃地到大海中劈波击浪。1992年的夏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北戴河。他一共下海游了八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的骨灰被撒向大海,他在大海中得到了永生!

  据《人物》杂志《邓小平的21个人生瞬间》和《邓小平生平全记录》、《邓小平百年百事》、《世纪小平》、《小平您好》、《百年小平》等书籍整理。

  网络编辑:吕军(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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