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风云(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05:40 山西晚报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推动农村改革

　　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能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冒着被批被抓的风险，在一份共担风险的包干到户“契约”上按上了18个鲜红的手印。几乎与此同时，在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也背着上级以“借地”抗旱灾为名，搞起了“包产到户”，并波及了附近几个县。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文章，矛头直指“包产到户”，一时间“包产到户”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

　　就在这一年7月，邓小平来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向他详细汇报了安徽的情况。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安徽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一些地区实行过的包产到户。他对万里说：“我们的农民真是太苦了，这是他们自己创出来的路子。……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大包干”在安徽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议并未停止。1980年5月，邓小平讲话了，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明确表态可谓一锤定音。198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短短几年就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同时它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相连。

　　老虎屁股偏摸———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国庆节，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国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系统的改革”。这里讲的现行经济体制就是指城市经济体制。邓小平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戏称为“摸老虎屁股”。改革的原则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迈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性的一步。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会见国外客人时就曾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此后，邓小平又不断结合改革的实践，反复论述计划和市场的问题。1980年，他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3年，他在苏州视察时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1985年，他再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他否定了把计划与市场同姓“资”、姓“社”挂钩的理论观点和做法。经过14年探索，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特区是个窗口———倡办经济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的公识，但如何尽快缩短与世界的差距？能不能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的经济捷径？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丁肇中时说，企业也应该像科研单位一样，派人出去学习，或者请人来教，以便吸收世界先进成果。9月，在会见美国和日本客人时，又一再指出，我们历来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初步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基石。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广东的设想和要求：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对这个汇报非常感兴趣。会后，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成这一设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由此产生。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一个月后，谷牧同志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广东，帮助广东一道起草文件。他们深入调查，广泛听取意见以后，最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批、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关于特区的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

　　在对外经济开放的具体布局与框架结构上,邓小平他老人家是这样策划和指导的：

　　第一，逐级推进的开放。我国的对外经济开放采取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四个层次的框架结构。滚动式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沿海沿边沿江到内地逐级推进。在时间上，从1979年以来，前5年主要是建立沿海4个经济特区；后10年，先是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继而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又抓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

　　第二，对一切国家、一切地区全方位开放。邓小平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第三，多形式的开放。邓小平不仅重视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而且特别重视扩大利用外国智力、吸取国际经验和掌握发展信息。

　　关于创办经济特区的作用和意义，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

　　———南方谈话再掀高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风云变幻莫测：东欧在剧变后仍然动荡不安，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又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美苏两极制衡的世界格局彻底瓦解，新的霸权主义已初露端倪……国内改革开放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但是治理整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如市场疲软、经济结构不合理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党内外有些人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新年后，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先后到武昌、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1992年1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接见广东省和深圳市负责同志时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廓清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以1992年2号文件向全党作了传达。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以巨大的推动，也为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据《百年小平》、《邓小平的智慧》、《邓小平百年百事》编辑整理。

　　网络编辑:吕军(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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