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构想(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05:57 山西晚报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我愿意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说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毫不遮掩地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1997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

　　1979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1997年的限制和取消1997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

　　1982年3月，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50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1982年9月24日，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与英国的“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晤了。一见面，从第一声问候中，就能听见“铁”与“钢”碰撞的声音。撒切尔夫人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回答说：“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邓小平的“实话实说”却不能不让“铁娘子”好好地揣摩揣摩。

　　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原定于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进行了两小时二十分钟。撒切尔夫人坚持认为“英国是根据历史上的三个条约管治香港的，这三个条约至今仍然有效，不能单方面废除。”而邓小平庄重严正地表明“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会谈结束后，中英双方发表了一个协议，协议表明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这之后，经过马拉松式长达两年的22轮谈判，“联合声明”终于浮出水面。“铁娘子”再次与邓小平握手时说：“成功的奥秘就是‘一国两制’!”

　　1984年12月19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下午5时30分，当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之后，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从此，香港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也就是在这次《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邓小平再一次向香港同胞袒露自己最后一个心愿：“我愿意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可是，遗憾的是就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这个一生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伟人，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遗憾。

　　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

　　中国历届政府从未在澳门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澳门问题的提出，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76年秋，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联合国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磋商，拉开了中葡建交谈判的序幕。1979年2月，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一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这就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后来说，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显然，在邓小平的心中，澳门问题是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的同年，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阐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时提到，现在我们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即现在需要在公开场合确认在移交澳门管辖权时不会影响投资，不会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邓小平当即表示，“双方友好商量，这些问题不难解决。”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让整个澳门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和中英香港谈判不一样的是，中葡双方在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大，双方的分歧比较大的是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给予香港的12年过渡期。针对葡方的意见，中国政府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邓小平的强硬态度最终迫使葡萄牙接受了让步。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

　　从1974年11月起，邓小平开始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他提出，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有三个原则：一、坚持上海公报的原则，不能考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二、台湾问题只能在中国人之间作为内政自己来解决。至于用什么方式，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如何解决，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三、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其他国家参与什么保证，包括美国的保证。我们不能在这个内政问题上，在时间和方式上，承担什么义务或许诺。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这天，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邓小平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这就是海外广为称颂的“叶九条”。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又发表了著名的“邓六条”，“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由此，祖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的记者迈克·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这首先是民族问题，民族的情感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苏联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这也是老人一生留下的最大的遗憾。

　　据《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百年小平》、《邓小平百年百事》编辑整理(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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