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召开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专家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我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1500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这些农民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资本。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语)。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引起重视，那么，农民工在为我们提供经济资本的同时，我们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社会资本代价。
关于社会资本，用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话说是：“通过沟通理性，通过谈天、讨论、辩论而发展出来的，虽然看不见但明显感觉得到的一种社会资源。”这种产生于沟通理性下的社会资本，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等价值观产生的温床。如果说经济资本是让我们“强”和“富”，那么社会资本就是让我们“和”与“稳”。
因此可以这么说，沟通多的地方，社会资本就多；反之，社会资本就少。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专门研究意大利社会。他发现，意大利合唱团多的地方，当地的民主化程度就高，社会资源也多。原因很好解释。因为参加合唱团惟一的条件是嗓音好，无论工人、农民，穷人、富人，道德高尚的人、品质低劣的人都可以参加。合唱团定期开展活动，进行横向联系，它使不同政治观点、经济状况、道德理念的人得以沟通，民主、平等的理念自然就在沟通中催生。人们还发现，在印度有个叫“格拉格”宗教聚居区，其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与职业分布与印度其他地方一样，但是这个地方近二三十年从未发生过种族冲突。原因何在？原来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沟通，不同宗教的领袖每周都要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这样，即使出现暴力也容易化解。这就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
我们的农民工来到城市，虽然我们没有刻意歧视他们，但是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他们看作另类人群，把“他们”同“我们”区别开来。这种潜意识的歧视是农民工陷入生活“孤岛”的重要原因。把一个1亿多的群体孤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当他们无法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进行沟通时，他们的权利必然受到损害，他们的尊严必然受到践踏，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空心人、边缘人、畸形的“半人”。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即便我们的社会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当有一部分人不能享受到人的尊严、权利，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也还是不健全的，是不和谐的、难以稳定的，我们的社会资本必然被严重削弱。
让农民工走出封闭的“孤岛”，必须从创造沟通机会开始。因为只有沟通，才能使他们融入到主流社会中，获得他们应有的尊严和权利。
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