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与工作人员讲述邓小平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时间： 2004年 8月 11日，一个溽热散去清风徐来的早晨。

　　地点：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深处，一座青砖灰瓦、绿阴满庭的院落。邓小平晚年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在这位世纪伟人百年诞辰将至之时，邓林、邓朴方、邓榕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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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3人，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在这里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邓榕：这莲花池里原来养了不少小金鱼。老爷子每次散步走到这儿，拍拍手，鱼就全游过来了。搬到这儿来后，老爷子一住就是20年，直到辞世前住进医院的最后几天。

　　邓林：我们1952年刚来北京时，没房子，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月，后来在西直门南草场住了几个月，然后又搬到地安门后面的吉安所右巷，聂帅的房子旁边。一直住到1957年，后来爸爸每天要到中南海上班，很不方便，就搬进了中南海庆云堂3号院，不用坐车，可以走着上班了。

　　邓林：我们在中南海，一直住到 1966年把我们这些子女赶出来，爸爸在那儿又待了两年多， 1969年 10月到了江西。1973年2月从江西再回北京的时候，先住在花园村，后来才搬到宽街。再往后曾经在东交民巷8号住过一阵，以后又住过西山25号楼，几经辗转，最后到了现在的家。

　　邓林：我们搬家的原因都是政治方面的，是随着父亲的政治命运的改变而不断地搬来搬去。我们搬家、收东西、装箱子的经验特丰富。因为“文革”中经常是限时搬家，不管多少东西，两小时之内必须搬完，不搬也得搬，所以练就一身硬功夫。

　　邓榕：我算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来来回回搬了十几次家。

　　邓榕：中南海里早年也不能种花种草，都是种庄稼和蔬菜，大白菜，还有玉米。因为花花草草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说我们老人家特别呢，就是人家种庄稼的时候，他就要在家里种花种草。

　　邓榕：父亲是特沉默寡言的一个人，不多言不多语的，但看见花他就上去闻一闻，特享受的样子。

　　邓朴方：春暖花开，老爷子爱到外面去，到玉泉山或是到中南海里面看花，一定要找一个花开得比较好的地方。

　　邓榕：是花草树木，他都喜欢，不是单喜欢哪一种花，偏爱哪一种树。他吃东西也不挑食，但喜欢换着吃，只是不爱吃那些海鲜。

　　邓朴方：好吃的，他能吃出好。好酒，他也喜欢。黄酒、茅台、葡萄酒，什么都喝。不喜欢 XO，不喜欢喝有香料的白酒。

　　邓榕：喝碗稀饭，吃点咸菜，他也觉得特满意。他总说，稀饭是好吃的东西，你们不懂。他最爱喝的粥是绿豆粥。他不是一个认定一样东西就不变的人，我觉得他这人就是喜欢丰富多彩。

　　“老爷子总是说：等我退休了以后，要享受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买东西，逛逛商店。只不过，他到哪里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后来就不想再出去‘扰民’了。”

　　邓榕：有一次到上海他真去逛商店，临要到商店的时候，说我要买点东西，可身上没钱。当时一车的人身上都没带钱，就吴邦国同志带了十块钱，掏出来借给了他。老爷子拿着这十块钱，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给孩子们买了铅笔橡皮，回去后才把钱还给了邦国。

　　邓林：他就做了那么一回老百姓，周围还围了一大帮子人。回来我们问他：“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他说：“就看见人了，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邓榕：最多就是去钓鱼台，还有就是中南海。再远的地方，他就不愿意去了。他一贯不愿意扰民，比如去黄山不让封山，到四川看武侯祠，他也不让封闭。中央警卫局的孙勇他们就忠实执行老人家的指示，警卫员都穿着便衣。去了以后，群众发现了就被围起来了，人山人海，结果出不来了。后来好不容易上了车，围的人太多，车子开不动。群众围着车子鼓掌，场面很感人。可是老人家说，你看我们一到哪儿，就是扰民。

　　生活秘书作过精确测量，院子里的环形路一共长188米，邓小平每天沿着这条路散步。既是锻炼身体，也是思考问题。散步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甚至在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时刻也是如此。著名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谪居江西时，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天天一步步走出来的。

　　邓榕：早年的时候，老爷子散步都是走 20多圈，后来年纪比较大了以后，一开始规定 18圈，最后15圈，10圈。他都自己数着，走路极其认真。他散步不是说慢慢悠悠地散心，而是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健步走，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当然，他在散步的时候也在思考问题。

　　邓朴方：在江西的小路也有两条。一条是去工厂上班在田埂上走的路，还有一条是在院子里散步、思考的时候，围着我们住的小楼走。他这个人特别严格，每天走固定的路线，院子里砂石地上他走的地方就白了，把小石头都走开了。

　　（聊到这儿，小平生前的保健护士王海珍来了，也加入谈话。邓家的工作人员，干得时间都很长，有的老人从50年代起就一直跟着，很多情况，比家属子女知道得还多。他们同样算得上是小平的亲人了。）

　　王海珍：首长绕圈数得确实准，有时我们跟着，走着走着就分心了，自己把圈数给忘了，但是首长肯定会记得。走到门口够了圈数他就不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数错了，赶紧去给他开门。

　　邓榕：他也爱游泳，但从不在游泳池游。他说，心情不一样，我要游就在海里游，大海多辽阔。他游泳非常好，一下海就是两小时。一直到80年代都是这样，从海边一直游到深处，在拦鲨网那儿来回游两个小时，然后再游回来上岸。深水浮力更大浪更小，水也干净，最舒服了。如果是浪特别大的时候，他就拉着游泳圈，让工作人员把他拉到深水区，然后自己在深水游。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有一次在北戴河想给他拍张办公照，老人家勉强摆了个坐在办公桌前办公的样子，说：“我从来不这样办公。”

　　邓榕：有这事。老爷子平时喜欢坐屋角的卧榻或沙发，腿放在脚凳上批文件，旁边茶几上放着茶杯、眼镜、放大镜。孙子、孙女爬在地板上玩剪纸、堆积木，各得其乐，互不干扰。他做每一件事都很专心，是他的特点。工作的时候，效率特别高。当年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说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他回答说我一天工作两个小时，华莱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实际上爸爸讲的工作时间就是他看文件的时间，不包括谈话、开会。他平常还有很多时间是思考，有的时候在看电视，其实根本没看进去，多半都是想他的事。不过，办公时间两个小时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效率特别高。

　　邓朴方：我出国访问见过很多大使，他们都跟我说特别愿意陪老爷子见外宾。因为老人家讲出话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另外呢他讲话头脑特别清晰，有逻辑，有条理，所以在场的翻译都愿意陪他见外宾。

　　邓朴方：我们陪老爷子打桥牌多一点，他打得很好。打台球他选择对手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愿意跟打不好的人玩，要找打得好的。

　　邓榕：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的数学计算能力，心算、口算能力极强。经济数字几乎过目不忘，打桥牌也是，特别会算牌。

　　小平生前用过的书房，是一间42平方米的房间，镶着实木地板。办公桌、书橱和沙发都被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世纪伟人邓小平》展览借去了。空荡荡的书房只剩下暂时放在地上的半屋书。有《列宁全集》，也有《毛泽东选集》，还有整套的线装《二十四史》。这些书籍都是小平生前翻阅过的，他的子女们翻起来小心翼翼，视若珍宝。邓林拿起一本厚厚的《辞海》，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已经翻得很旧了，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邓榕给记者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是1957年8月出版的，定价 4元 5角 5分，已经磨损了。

　　邓榕：家里这些书每次搬家都带着，包括去江西，宝贝得要命。除了中国历史书，他还喜欢外国的人物传记。老爷子爱看地图，还爱看字典辞典。他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小平同志告别这个院子已经7年了，邓家兄弟姊妹5家三代至今仍团聚在这里。每逢小平的忌日，母亲卓琳就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遍撒花瓣。按小平同志的心愿，他的稿费，捐赠了教育和科技事业；他的遗体，捐献医学事业；他的角膜，捐给需要光明的病人；他的骨灰，回归大海。留给亲人的，惟有满院子无处不在的记忆。

　　邓榕：这种怀念的思绪是每天每日，随时随地伴随我们。这种怀念是浓浓的，化解不开的。以前他除了开会出去以外，工作、生活都在这里。我们跟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他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问我们生活中有哪一部分能够剥离出来跟父亲没关，我们可以告诉你，没有，不可能。

　　邓榕：老爷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像她们这些护士，来我们家的时候护校刚毕业，小姑娘以后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生完孩子把孩子都抱我们家来。我们家都把她们当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们这个院就是个大家庭，不光是我们子女多，亲戚多，工作人员都在这儿，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王海珍：我生孩子的时候，卓秘书（邓办工作人员对卓琳同志的习惯称呼）还去我们家，我根本没想到。因为当时是夏天，天气特别热，我爱人连上衣都没有穿，一开门看是卓秘书，赶紧往屋里跑去穿衣服。让我特别感动，因为那次是刚生完孩子，也就3天左右。卓秘书拿着鸡蛋、醪糟，她是云南人，云南人都讲究由娘家人来给姑娘送醪糟，醪糟下奶，所以她给我带了一桶醪糟，还有10斤鸡蛋，代表首长一块看我，还给我孩子送了一身衣服，现在我还留着。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