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暑假行将结束，新的学期来临。对于正常入学的城市孩子和家庭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学期新的开端。但对那些漂泊在城市中的外来工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的熬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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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有近2000万，在北京，则有近24万流动人口子女需要上学，其中17万在公立学校就读，6.8万在没有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对孩子们而言，他们即将结束一个暑假的“放养”生活，继续进入同样漂泊的打工子弟学校中就读；对家长们而言，学费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压上心头；对老师们而言，他们肩负起教书重任之余，还得为学校和学生争取生存、权益乃至更多。

　　这些孩子、家长和老师，同属于城市的边缘群体。这里记取的，是他们刚刚经历的，或即将面临的。

　　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爱与哀愁

　　本报记者贺少成

　　“五棵松—沙窝—五路居—龚村”，行知实验学校10年来就一直游离在北京西四环、西五环的城市边缘地带，最后一个地点，甚至连许多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在这期间，行知实验学校也完成了“打工子弟学校—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实验学校”的更名。

　　在学校申办人李素梅老师的办公室里，油漆脱落而显得斑驳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竖立在一个角落。“校名上有‘打工子弟’几个字，学生和老师都感到自卑，所以我们的校名最后改成了‘行知实验学校’。”李老师说。

　　为学校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和名声，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为之努力奔波奋斗了10年。去年底，学校终于取得了办学许可证。在京城500所左右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取得办学资格的只有10所，行知实验学校正是其中之一。

　　但李素梅和易本耀的烦恼并不因为学校的“扶正”而为之稍减———学生的膨胀和校舍的居无定所让他们头疼不已。“这是每个打工子弟学校都会面临的问题，有的学校甚至在11年内搬了10次家。”易本耀说。

　　另外一件让易本耀倍感压抑的事是和丰台区教委打官司。去年非典期间，行知实验学校在丰台区的分校被丰台区教委以非法办校为名查封，至今学校的财产都拿不出来。为此行知实验学校将丰台区教委告上法庭，结果一审败诉。

　　“我也知道学校办学条件有限、教师素质不高、教学质量不高，我也不是一个学校管理者的料，可是面对一些家长送烟送酒送水果，甚至给我下跪磕头求我收下他们的孩子，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是被推着向前走每一步。”易本耀说。

　　8月28日，新学期开学，易本耀又得硬着头皮应对下一轮的“人情冲击波”。

　　提起学校被查封的事，原丰台区分校的老师任海英也显得很气愤。她和同事曾对学生们过后的“命运”做过统计：“1300多名学生，700多名被远在大兴、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接走了———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得5点多钟就起床上学；200多名学生进了公立学校———这些学校的门槛不是每个外地孩子都能踏进去的；另外的学生不是回了老家就是辍学。”

　　最让任海英担心的是这件事会不会又在孩子们心里投下阴影。“由于孩子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变得非常敏感和复杂，本来不应该是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懂的事情，但他们都懂了。”任老师说。

　　任海英还清楚地记得，她一个学生的家长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警察带走了，那天晚上她像家长一样照顾那个学生，后来学生对她说，他恨城里人，因为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欺负他们。

　　任海英深深地震颤了，她用了一个晚上努力抚平孩子仇恨的心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外人难以走进我们这个世界，许多事情也是他们难以理解的。”在代课之余，任海英和同事们还常常充当着不同寻常意义的心理辅导老师，教孩子们正确看待他们和城里孩子们的差别。正是对孩子们的怜爱交加，使得任海英和其他老师们每月拿着几百元的工资，毫无怨言地固守在岗位上。

　　有一个稳定的校舍、对孩子们负起该负的责任，这是行知实验学校老师们最大的愿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愿望的实现会不会再用10年的时间来等待。

　　外来工孩子的“放养”与寂寞

　　本报实习生唐彬彬曾颖 本报记者叶小钟

　　“我没有什么地方可玩，现在都呆在家里。”在广州市东城小学就读的刘伶小朋友，暑假里做得最多的就是帮家里人看店铺。

　　事实上，许多外来工小孩都是像刘伶那样度过的，他们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可以旅游、可以参加夏令营，或者有家教。他们的暑假生活充满寂寞。

　　广州棠下小区棠德花苑是儿童的乐园，但来这里玩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外来工子女，他们每天没去什么地方可去，往往在这里呆到很晚。

　　对于孩子整天处于“放养”状态，不少做父母的也无可奈何。一位外来工说，他既没时间又没钱，只能把孩子放在小区里瞎逛。

　　在棠下市场做生意的老郑无奈地说：“放暑假，两个孩子高兴了，我们开始发愁———上学时有老师，我们也省心。可是暑假怎么办？”

　　由于每天早出晚归，老郑夫妻俩根本无暇照顾两个孩子，姐弟俩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做作业。让老郑烦恼的是，由于没有大人看管，儿子有时会跑去打游戏机。“花钱不说，还影响学习。”

　　留在城里没人管，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老郑也不放心———老家只有孩子70多岁的爷爷，孩子顽皮，老人根本管不了；托给亲戚带也不现实，夏天农活多，大家都很忙。

　　在民工子弟学校、菜市场、工地等外来工集中的场所，有老郑这种烦恼的打工者不在少数。这些家长说，暑假时孩子大多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做作业，有时也到工地上、马路边玩。虽然在这些地方很担心孩子的安全，但他们忙于生计实在没有办法。

　　也有一些孩子能幸运地参加一些暑期活动，林女士的孩子就是其中一位。暑假期间，林女士孩子所在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定期举办一些免费作文、英语、奥数、电脑美术等暑假乐园兴趣班。孩子们现在每天来学校参加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呆在家看电视或打电子游戏。

　　这所外来工子弟学校的余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办这些兴趣班能满足部分孩子需要，但由于孩子们住得比较分散，联系起来不很方便，另外一部分农民工经常搬家，组织各种活动有一定难度。因此，学校的开放还是有一定限制的。余老师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家长带孩子出去玩，这样既能多陪陪孩子、增长孩子的见识，又能培养孩子好的性格。

　　采访中有人认为，在流动人口比较多的社区，可以通过发展社区志愿者组织一些活动，争取将来让农民工子女的暑假生活能丰富起来，而大学生可以将此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适当减少费用或免费为这些孩子做家教。

　　外来工家长的迷茫与希望

　　本报实习生赵越

　　北京市丰台区化皮店村聚集了大量的外地进京打工人员，他们当中大部分带着孩子从事着一些小本生意。

　　这个村口道路狭窄，尘土飞扬，两边尽是低矮破旧的砖瓦房。在一个拥挤的大杂院里，居住着30多户人家，郭笑茹的家就在这里。郭笑茹和弟弟郭士杰在离家不远的黄土岗小学上学。现在，收废品为生的父母正在为姐弟俩的学费发愁：“马上就要开学了，两个孩子都得读书，交完上学用的钱，剩下的也就勉强能维持生活。”

　　从河南农村来京的林成群也同样供着两个孩子上学，她前不久刚刚接手经营一个简单的小卖铺。林成群的目标是让孩子上大学：“不能让孩子再跟我们一样没文化，他们长大后得过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为了这个目标，她曾经非常想送孩子去市里的公立学校，但价钱太高了：两个孩子上学一年就要3000多，她根本交不起。虽然林成群弄不清将要开始实施的“一费制”是怎么回事，但她很希望公立学校的学费能因此降低些。

　　相比之下，井存良一家的负担就要轻许多，他的女儿井萌就读于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虽然环境比公立学校差一些，但一学期只需要交300元学费。“孩子能有地方读书就挺不错了，我们住的地方也不稳定，她都转了三四个学校了，幸好成绩还没落下。”对于女儿还要不要继续读初中，井存良显得很迷茫：“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干些什么，走一步算一步吧，还没有太长远的打算。”

　　像井存良这种想法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占少数，他们中有些人的孩子甚至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仍然在家呆着，过早地开始帮家里承担家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对于学校向外地学生多收费、不能一视同仁的做法感到非常不理解。这位家长的孩子在当地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向外地学生收的1000元捐资助学款，甚至连收据都没有，这种遭遇让他心里很不平衡。得知秋季新学期即将实施“一费制”，这位家长直呼大快人心，希望学校的收费能尽快合理化，逐步走向正规。

　　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觉得孩子的高学费和户口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两道门槛，将他们与城市隔成了两个世界。“虽然生活在北京地区，老家的人还挺羡慕我们，可我们在北京真正是什么样子只有自己清楚。”来自内蒙古的李某无奈地叹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