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了。枪响了。贵州人张开林应声栽下楼去。人质的成功获救，使得都市里的这两声枪响不显刺耳，或说，那就是对警方的肯定。
当有人从容坐在电脑前质疑那两声枪响的时候，似乎就显得苛责了。毕竟，这是一起“偶发性暴力案件”；毕竟，这对石市警方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那两声枪响，正是对“激情犯罪”嫌犯强有力的制止，对人质生命的强有力保护。
张开林头中两枪之后奇迹般没有终止生命。于是，也就是在两声枪响之后，应声栽下楼去的张开林一定意义上还原了他的“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生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嫌犯。显然，作为一个人而言，“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同样适用于张开林。不论未来他将受到怎样的法律惩罚。在警方和医院的配合下，张开林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延续着生命。这是石市警方和医院对生命的尊重。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对生命的尊重。这同样是人权的格外令人敬畏之处。令人格外敬畏的人权甚至把握着“细节”———枪响之前，我们可斥张开林为“歹徒”、“劫匪”；枪响之后，张开林这个名字前最适宜的定语是“嫌犯”，直到法律对其作出最终判决。
劫持人质时的张开林是令人极其痛恨的，乃至，警方有权使用现代文明的产物———手枪，终止其犯罪乃至生命。枪响之后，媒体费尽周折试图把“张开林”完整化、立体化，那不仅是对读者的负责态度，也是在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开林是“偶发性暴力案件”的“活标本”，对他的解析，于这个社会意义大焉。所以，简单地为这两声枪响叫好是浅薄的，而把“责任”读成“同情”，就不仅是浅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