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位中国伟人、世界伟人、世纪伟人的怀念和崇敬。

　　列宁有句名言，对革命节日最好的纪念，是推进当前的革命任务。今天，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无论是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还是研讨他光辉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当前深入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一、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力倡导者，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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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彻底地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为标志，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使人们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工作重心的伟大转移；从墨守成规、自我封闭转移到改革开放上来，开创了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又以特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为标志，突破了“一个凡事”即“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使人们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体制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了生产力标准的权威，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使我国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新阶段。

　　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非常关键阶段的新情况新要求，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坚持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重要精神财富的重要体现和重大成果。

　　二、今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100周年华诞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因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也是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面临许多体制转型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异常艰巨和繁重。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探索一条观念创新、体制创新、行为模式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子。

　　三、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是破除旧体制下形成的旧思想观念、旧价值判断、旧行为模式和旧习惯势力，树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新思想观念、新价值判断、新行为模式和新习惯规范的过程。在破旧立新过程中，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往往表现为激烈的思想交锋和论争。改革开放之初和九十年代初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便是如此。以我九十年代初现身经历的“皇甫平”评论引发的思想交锋来说，当时我无非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新思想，提倡九十年代改革要走市场经济的新思路，不要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结果遭到围攻和批判，直至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才明辨是非。从真理标准讨论到改革开放姓社姓资之争，其表现为激烈的思想交锋甚至政治斗争，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是与当时的大气候及最高领导层的思想分歧有直接关系。然而，正是由于观念的大冲突、大变动，才推动了社会大变革，历史大进步。邓小平同志提出“不搞争论”，那只是为了阻遏旧观念旧思想束缚人们手足，阻碍改革前进。

　　四、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以来的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公开的激烈论争。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已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取得共识。右，不得人心；“左”也不得人心。以右和“左”来干扰改革、阻挠改革，在我国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而新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更讲究法理层面的可行性论证，不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要求有一定科学框架的规范指引，由上而下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因此，解放思想更多地或更集中地表现在上层的调查论证，基层的集思广益，内部的民主讨论，外部的解释说明上，从而统一上下内外的思想，减少社会的震荡。这是重在建，力建新而旧自破；不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五、新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而突破口应当选在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上。执政党依法执政，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核心。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可以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变化最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使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从体制、机制上治理党政不分、基层组织退化、民主与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和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

　　早在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曾鲜明地指出，要着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从总体上说，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以党代政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适应；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也十分突出；不少党组织软弱涣散，有些基层组织严重退化。

　　此外，从领导体制层面上说，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以党内任命、下管一级为特点的干部选拔制度，使下级对顶头上司惟命是从，但对上司的指令是否符合中央政策与精神，都可以置之不顾，使中央政令难以畅通；又如，县乡两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既没有中央的授权，又缺乏民意基础，对上级的错误决定无权提出异议和商讨，只能盲目服从；又如异地为官，频繁调动以及过分量化的政绩评价制度，促使相当一些领导干部短期行为冲动，不顾长远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后果，热衷追求升迁，不惜虚报产值、伪造政绩，致使统计数字劣质化，失去公信力；再如缺少可行性的“反腐倡廉”制度，抽象地肯定民主权利，具体地封闭和限制人民发挥民主权利的渠道。尤其是有的媒体通行高度集中的人治统制管理模式，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却有意无意的袒护了违章违纪违法的官员，失去人民喉舌、社会公器的作用，如此等等。这些都暴露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使一些领导机关逐渐变成淘优纳劣的政治机器，造成正直求实者下，卑劣逢迎者上；忠党体国者下，以权谋私者上；体恤民生者下，鱼肉百姓者上；慎刑重教者下，心狠手辣者上。

　　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防止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政治周期”（领导人换届）推动下，与银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为创造政绩而掀起投资热，在批项目、批土地、发包基建、鼓动信贷过程中，侵害民众合法权益，激化社会矛盾，甚至贪污弄权、中饱私囊。实践证明，不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难的，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宏观调控意图，也是很难的。

　　最近，政治局决定今年九月召开中共十六属四中全会，将以改革中共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为主要议题。这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心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确是顺乎民心、合乎潮流的果断决策。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解决对领袖个人崇拜问题，树立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传统体制问题，树立生产力标准的权威；那么可以预期，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必定会主要解决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问题，树立民主标准的权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授。这才能全面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作者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