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邓小平

　　1952年，邓小平路过四川内江，遇到了一位好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

　　从此，和看足球一样，打桥牌成为邓小平终生的业余爱好。尤其是在晚年，他把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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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当成向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挑战的方式。

　　邓小平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一派大将风度。

　　邓小平常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赢才有味道！”

　　邓小平还常说：“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邓小平还说过：“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

　　邓小平曾经说：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1989年，当世界桥牌联合会把第一枚荣誉金奖授予邓小平的时候，他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才不过14个年头。

　　14年前的春天，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领导人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是邓小平自1926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这也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登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讲坛。对这样到国际舞台上“露脸”的机会，江青集团甚是嫉妒，极力阻挠邓小平出任代表团团长，直到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警告她“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他们才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安排。

　　在准备参加大会的过程中，邓小平提议，要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最新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4年4月10日下午，邓小平面对着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邓小平结束发言回到中国的席位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纷纷涌过来表示祝贺，一双双热情友好的手，把中国与世界联在了一起。

　　出席联合国会议的10天时间，每一天邓小平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的政要，世界各国媒体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小个子给予了格外关注。

　　有的媒体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频频来访的客人，意味着对中国，也是对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可与尊重。

　　在美国，还有一个插曲。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时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小个子中国老头儿的身份，他以为此人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当两人共进了一次晚餐后，邓小平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两人成了相知相敬的朋友。

　　岁月如白驹过隙。4年之后，作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开始成为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从邓小平的身影里，世界读到了他在外交舞台上的从容和远见，智慧和胆识，也读到了整个中国的和平外交的形象。

　　1978年秋天，邓小平访问了日本。

　　在记者俱乐部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位记者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了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而这次访问又是为了中日友好而来，如何才能充分表达中国的立场，又照顾到主人的面子。

　　当时全场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看中国的这位领导人怎样应对这个场面。

　　邓小平说———

　　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有叫法不同，这点双方确实有不同看法。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你摆10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短短8天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的各界人士，被日本媒体称刮起了“邓小平旋风”。

　　在经团联六大团体为邓小平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出席人数达到了320人，超过了300人这一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在大阪为邓小平举办欢迎宴会前，还出现了许多企业毛遂自荐一定要参加的情况。

　　一家外国通讯社在总结邓小平的这次访问时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在日本掀起的旋风还在令人回味，邓小平又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这天是1979年1月28日，按中国农历，正是大年初一。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美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踏上美国土地的邓小平，更是披带着中国社会万象更新的春天气息。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等高级官员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副总理。

　　到达美国后的第一顿晚宴，是由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招待的。

　　为了办好这个宴会，主人已经忙了好几天，女主人亲自定菜单、亲自采购和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特色的烤牛肉，布热津斯基本人则负责采购各种美酒，准备了满满一柜子。他想起中国人爱喝烈性酒，在宴会前又特意吩咐人再送些酒来。宴会的服务员是布热津斯基的3个孩子。

　　宴会开始后，宾主频频举杯，席间笑声连连，气氛很是融洽。

　　突然，布热津斯基发表一个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这个话题很难回答。如果赞同，从政治上是不利的，也不是事实；如果反驳，又不符合外交礼仪；如果什么也不说，宴会就冷了场，主人会感到尴尬。

　　邓小平微微一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的回答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同时也赢得了举座赞成。

　　布热津斯基又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国内碰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有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呢？”邓小平答到：“是的，有人反对。”

　　这个回答让在座的人感到迷惑。邓小平微笑着解释：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有些人就表示反对。在同卡特会谈时，邓小平问：你们国会有没有通过决议说，会谈时不能抽烟？

　　卡特说：我们家乡佐治亚州生产很多烟叶。我鼓励大家抽烟。

　　邓小平接过话头说：我服从。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抽了起来。

　　开朗、坦率的风格，使西方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新形象。

　　邓小平和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

　　喜欢记日记的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我们计划进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双方首先谈谈各自对世界事务的分析。邓要求我先谈。……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卷烟，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会谈是“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当然，也有交锋。

　　在一次会谈中，卡特提出了中国限制出国的问题。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你要我送1000万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

　　此后，卡特再也没有提所谓迁徙自由的问题。

　　富有魅力的机敏和见识，展示出邓小平在世界舞台上从容大度，成算在胸的形象。他的访美，使中国关于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了解，这使卡特深感羡慕。

　　后来，卡特在竞选连任失败后到中国访问时，对邓小平说：你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个英雄的形象，如果你做我的竞选伙伴，我肯定能连任成功。邓小平不仅善于通过加强与各国首脑的往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还非常善于利用国际舆论阐发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上的立场。他是一个真正把外交事务当作一门艺术来驾驭的领袖。

　　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听说邓小平将要辞去副总理的职务，退居二线，感到机会不多了，就向中国提出了采访邓小平的请求。

　　法拉奇是个以善于采访国际政治风云人物而著称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往往十分尖锐，极难对付。很多国际政治活动家都有些怕接受她的采访。

　　邓小平没有拒绝。

　　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北京两次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时间长达4个钟头。法拉奇的问题提得尖锐，邓小平的回答更是精彩。

　　法拉奇说在自己的采访对象中，“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好打桥牌的邓小平，对世界形势这副战略性的牌局变化，有了新的判断。

　　进入20世纪70年代，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响，制约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强，战争已经不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看到了这个变化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机遇。

　　1978年9月，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前一天，他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谈到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希望22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1982年，中国与前苏联的紧张关系出现了和缓的转机。

　　3月24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了长篇谈话，在对中国进行语言攻击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邓小平立刻捕捉到了这个信息的价值。他立刻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要马上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

　　只隔了一天，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就站在原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向数十位中外记者发表了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虽然是简单的三句话，却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大门。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又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上，走上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1989年，随着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和他只握手，没有拥抱。

　　这是邓小平特意确定的礼节，意在表明两国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结盟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平等关系。

　　抽烟，是邓小平的一大嗜好。

　　早年，邓小平抽雪茄，在思考重大的问题时，他总爱夹着香烟。会见外宾时，他的话题也经常是从抽烟开始的。

　　弥漫的烟雾后面，是一双独特的眼睛和一个敏捷的大脑。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日益成熟起来。

　　在邓小平看来，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而核心则是南北问题。

　　纷繁复杂如一捆乱麻的世界形势，被邓小平一概括，竟是这么简单。

　　对当今世界主题的战略判断，直接为中国的内外政策带来了两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迫在眉睫；现在转变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第二个转变是对外政策。过去针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我国实行的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现在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这两个转变进行了总结，他说：“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略认识，才有了裁军百万的惊人之举。

　　1981年的秋天，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时候，世界几个大国的军队建设已经走在了前面。

　　当时，苏联军队的官兵比例是1∶4．56，美国1∶6．15，联邦德国1∶10，法国1∶17，而中国的官兵比例却是1∶2．45，平均一个军官只领导两个半兵。中国军队的总员额比苏联多，相当于美国的两倍。

　　1984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典礼，特别是举行了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大型阅兵活动。

　　威武雄壮的队伍引起了国际上的议论，全国人民、全体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自豪。但是，这支部队的统帅，邓小平，头脑却分外清醒。

　　就在阅兵结束一个多月后，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为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各军种、兵种的主官。

　　邓小平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邓小平警告说：“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

　　一个关于军队建设的重大决策酝酿成熟了。

　　在1985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要裁军100万。

　　1985年成了中国的裁军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部机关，人员精简了将近一半。原有的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以原二野老部队为基础的昆明军区也在撤销之列。邓小平的公正使精减工作的阻力大大减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个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一时间，黑云压城。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指出：“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

　　利用会见国际友人的机会，邓小平反复强调了中国的立场。

　　他说：“中国人吓不倒。”

　　他说：“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

　　他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到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

　　喜欢打桥牌的邓小平，多次借桥牌谈政治。

　　邓小平曾经同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邓小平对来访的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晚年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正是这个方针引导着中国度过了最为困难的岁月。中国不仅在严峻的考验中站住了脚跟，而且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的又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