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数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邓小平

　　像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一样，逢年过节，邓小平都喜欢和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有说有笑。

　　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也会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头，心甘情愿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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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儿孙们的摆布，其乐融融。

　　这时，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光。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

　　1930年1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妻子正在医院准备生小孩。重逢的喜悦换来的却是永久的悲伤：张锡瑗因产褥热去世了，孩子出生不久也死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是金维映。

　　1933年，邓小平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在他被关进“审讯室”前，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拿到他面前。金维映后来死在莫斯科。

　　随后是剧烈的战争和不停的迁徙，在6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无暇再组织家庭。

　　1939年8月，邓小平从前线来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房子里。

　　邓发是个活泼而热情的人，对邓小平又很了解，他决定帮邓小平找一位意中人，她就是卓琳。

　　卓琳原名浦琼英，是从北京大学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当时23岁。

　　卓琳不愿意嫁给邓小平。

　　当时延安有个笑话，有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到延河边散步，女知识分子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工农干部回答，有什么漂亮的，像个大饼。所以，卓琳就想找个知识分子做对象，不想找工农干部。

　　邓小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他让卓琳的女朋友传话，要亲自和她谈谈。

　　卓琳答应了。两人谈了两次，卓琳觉得还行，这个小个子军人有点知识，是个知识分子。

　　1939年，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是在毛泽东当时住的窑洞院子里举行的。

　　那是一个简朴、热闹却规格很高的婚礼。和他们一起结婚的还有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能来的都来了。

　　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将军们，这些生死相依的战友，一起来祝贺两对新人。他们还开起了玩笑，拼命给两位新郎倌灌酒，结果孔原喝醉了，新婚当天就挨了妻子的数落。邓小平也是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却没有喝醉。不是他酒量多大，是好心的李富春和邓发暗中照顾，弄了一瓶水充酒。

　　结婚后第四天，邓小平带着新婚的妻子从延安回到了太行前线。从那以后，夫妻二人相依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58个春秋。

　　战争年代，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安在哪里。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右侧的3号院。正房有一块非常雅致的匾额，叫“含秀轩”。

　　1969年，邓小平全家搬离这个院子。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江西新建县的一座将军楼成为了邓小平和卓琳新的家，孩子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赶来探望父母。

　　身处逆境，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理解，给了邓小平以很大的慰藉和支持。1973年春天，他们的家从江西搬回了北京，不久便住进了北京宽街的一所院子里。

　　从1977年开始，邓小平一家又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3号。邓小平生命最后20年的时光，是在这所院子里度过的。

　　绕过院子的老松树，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一拐，第二间就是邓小平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

　　4个小动物，4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4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7只白白胖胖的猪，5个小的代表邓小平的5个儿女，两只大的带着眼镜的代表邓小平和卓琳，组成了一个温馨、可爱的大家庭。

　　在妻子的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却是一个深情实在的丈夫。

　　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前线，卓琳在后方，只有邓小平到后方开会的时候，两人才能见上一面。于是卓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每月给你寄一封。卓琳只好说：算了。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

　　妻子身体不好，65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每天上二楼的时候，经常是妻子一手扶着栏杆，一手由丈夫拉着上楼。

　　妻子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暂时分开了。两个人只有通过互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

　　有一次，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一张白纸条。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关山阻隔，还是和平时期的柳暗花明，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从没有改变过。邓小平爱家，孩子们恋家。在孩子眼里，邓小平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

　　邓小平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在家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邓小平关心子女，但从不说教。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女儿邓林曾经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孩子们说，父亲从不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也不讲大道理，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们。孩子们说九句话，他可能才说一句话。而这一句，往往凝聚了他一生的阅历和智慧，足以让孩子们思考很久。

　　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在江西时，他们夫妇二人和继母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作为孩子们的探亲路费和生活费。那期间，他写的信比前几十年写的加起来还要多。

　　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写信。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个父亲的深情。

　　大儿子邓朴方到江西后，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每天都给儿子洗澡，翻身，换衣服，每件事都做得认真、细致。

　　在南昌的时候，工资停发了，改发生活费，当然比工资少了一大截。于是，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继母三位老人就尽量节省开销。

　　肉，孩子们在的时候吃，孩子们走后就尽量不吃。

　　自己养鸡，好能有鸡蛋吃而不必花钱买。

　　茶叶太贵，邓小平就不喝茶了。

　　多年喝茅台酒的习惯改了，只喝江西非常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

　　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一下子戒不了，就减量降档次，抽平装不带过滤嘴的，从过去的每天几十支减少到每天三四支。

　　院子里有片空地，也不能浪费了，种上各种时鲜蔬菜，又可以省下一笔钱。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多节省点钱。省下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呢？

　　“父母的心，是爱的太阳。”如果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不过分的。

　　饭桌是全家聚会的地方和信息交流中心，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分两桌吃饭。在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海阔天空，热闹非凡。

　　邓小平喜欢饭桌上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总是边听边吃，很少插话，也绝不会表态。每顿的剩饭剩菜他都不让倒，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

　　邓小平还常跟孩子们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8月22日，是邓小平的生日。

　　每年的这一天，家里的亲戚都来聚会，不请外人。

　　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孙子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们去给爷爷敬酒。孙子们献给爷爷的礼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当然爷爷掏红包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

　　邓小平疼爱每一个孙子孙女，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孙子孙女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到他的办公室，亲亲爷爷，让爷爷抱抱，有时孙子、孙女们还会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每当这时，他就会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在繁杂的公务中，邓小平始终保持着丰富的生活情趣。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冬去春来，在他们家里，每次都是邓小平第一个感受到春天，第一个发现自家院子里的小草又绿了。

　　邓小平喜欢雪，一看见大雪纷飞，他就会高兴地说：“今年的庄稼又该有个好收成了！”在院里散步，他也会饶有兴趣地看着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

　　到了晚年，邓小平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得到休息。

　　邓小平讨厌假大空的文艺作品。1978年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部长黄镇谈话时说：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有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框里脱出来，不敢写恋爱。

　　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飘》，在国内引起争论。

　　1980年6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费城的坦布尔大学代表团时主动对他们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邓小平自己的生活很有规律。

　　通常他在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在院里散步，散步的圈数是固定的。散步后进早餐，早餐很简单，多是豆浆、油饼、馒头。大约9点在书房听秘书读国内外报刊的新闻摘要。10点钟开始阅读中央送来的文件、简报。如果没有客人，中午饭在12点半左右开始。

　　午饭后,邓小平要休息到3点左右。下午是会客时间，有什么领导要来谈话，一般安排在下午。如果没有别的安排，邓小平也会约上几个牌友过过桥牌的瘾。

　　晚饭是在6点半，但如果哪个孩子回来晚了，邓小平就要等。

　　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飞机晚点耽误了，邓小平和全家就一直等着，等到了夜里9点，直到孩子回家，全家人才一起吃了这顿“迟到的晚餐”。

　　节假日，邓小平总是吩咐工作人员早点回家团聚，自己家里的节日聚餐就由卓琳带着孩子们动手做。

　　吃饭的时候，邓小平就会记住先为妻子和女儿倒上葡萄酒：“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们一杯。”

　　抽烟，是邓小平的一大嗜好。

　　在思考重大的问题时，他总爱夹着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在工作的间隙，在读书看报之中，他也总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

　　长征的时候，找包烟是很困难的。有天夜里，实在被烟瘾折磨得不行，睡不着觉，就半夜起来出去收罗烟叶。过了半天，他兴冲冲回来了，把同屋的战友罗荣桓也喊起来：“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

　　罗荣桓也是个老烟民，闻讯立刻穿衣起床，起来一看，原来邓小平找来的是干树叶子。干树叶子也比没有强，两人把树叶揉碎，装到烟锅里抽起来。

　　1988年9月，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谈时，掏出香烟问：“抽烟吗？”。

　　胡萨克说：“因为高兴，你抽烟我也抽一支，我这烟是帝国主义国家生产的。”说着马上掏出打火机给邓小平。

　　邓小平说：“抽烟都应该按自己的习惯。”

　　会谈过程中，胡萨克又给邓小平点烟，说：“至少我也能够为你效点劳，以表示我对你的极大敬佩。”

　　在腾腾升起的烟雾中，两位老人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家人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对邓小平做出了种种限制。

　　1986年9月，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

　　邓小平：我抽烟可以吧？

　　华莱士：当然可以，我也抽一根，谢谢！

　　邓小平：我这个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华莱士：过滤嘴长啊，比烟还长。

　　1989年退休以后，医护人员劝邓小平戒烟。他说：“那我试试吧。抽到85岁也抽够了。”

　　从此，邓小平再没有抽过一支。烟瘾上来时，他就吃鱼皮花生。

　　喝白酒也是邓小平的一大乐事。他的下酒菜常常是两碟花生米和一盘猪耳朵。

　　1986年，82岁高龄的邓小平，在钓鱼台养源斋设宴款待英女王访华。

　　宾主落座后，邓小平举起一杯珍藏20余年的茅台致祝词，随后一饮而尽，客人们一片惊讶。

　　1989年，85岁高龄的邓小平，设宴款待了来访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邓小平致完祝词后，举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让布什好不惊讶。他似乎有些不相信，还侧过头来看了看邓小平的杯子，看是不是喝光了，当他确信无疑的时候，自己也举杯一饮而尽。

　　到了晚年，医护人员一致反对邓小平喝白酒。他再次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午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像普通老百姓那样享受生活的乐趣，但又能够做到适可而止，这或许就是邓小平的生活辩证法。

　　邓小平是个体育迷。到了晚年，他主要是从电视上看体育比赛。足球、排球。特别是世界杯足球赛或中国女排比赛的转播，他必定要看。

　　有一阵中国乒乓球走了下坡路，邓小平就对家人说：“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

　　在屏幕上看比赛，邓小平也和亲临现场一样紧张。只要是中国队赢了，他就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手，还对身旁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

　　有些比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邓小平一边看，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他给中国选手打的分，一般都比裁判打的分高。

　　邓小平曾经说：“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

　　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为了看一场精彩的国际足球赛，邓小平把一件外衣当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

　　几十年后，邓小平回忆说，五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而且他仍然记得那场球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邓小平爱看精彩的足球比赛，也十分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

　　1975年10月29日，邓小平同来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就谈起了足球，他说：不久前，你们不顾国际足联的限制，派了一个很好的足球队访问了我国，我们足球水平很低，主要请你们来帮助我们。

　　在有意无意之间，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邓小平把自己的公开亮相选择在足球场的看台上。

　　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国转播了52场比赛，邓小平场场都看。有时候时间太晚了，他让工作人员给他录下来，第二天再看，还特意叮嘱说：早晨起来千万不要告诉他比赛结果，那样看起来就没有意思了。这大概是球迷的典型心态。

　　邓小平喜欢在大海里游泳。水阔天舒，波涛起伏，方显出击水者的襟怀和刚毅本色。他愿意顶着风，迎着浪，勇往直前，游向大海深处。

　　风格是思想的外衣。邓小平的执着和坚韧，不仅使他的生活情趣横生，也使中国的风景异彩纷呈。

　　邓小平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

　　每次下海，邓小平都像是完成一项既定的任务，一走进大海，就径直朝着远处的护网游去，总是沿着泳区的最大周边环游。每次游到预定的时间，非要到孩子们迎着他，陪他一起往回游，他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

　　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了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邓小平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1992年夏天，邓小平已经88岁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他就坐在岸边看着孩子们游泳。

　　每天早晨起来，邓小平就问：今天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海浪大不大？

　　身边的人知道他的心思，经过研究，终于同意他下海了。

　　护士婉转地说：“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

　　邓小平却说：“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我才不呢！”

　　这一年，邓小平一共下海8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中游泳。

　　邓小平舍不得离开大海，那一次游完，他静静地坐着久久不肯离去。

　　专题作者：陈晋特刊制作：本报要闻部责任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