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时期1904年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取名邓先圣。

　　1909年进私塾读书，学名邓希贤。

　　1918年入广安县立中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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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秋，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活动。

　　1920年10月，抵达法国，不久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1922年2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夏，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3年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地区特派员。6月至9月，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多次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11月，进雷诺汽车厂做钳工。

　　1926年1月，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春，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7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秘书，更名邓小平。8月7日，列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2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8年年初，和张锡瑗结婚。张于1930年病逝。

　　1929年夏，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领导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化名邓斌。10月，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2月，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

　　1930年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在广西右江地区11个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1年2月，同李明瑞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根据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8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7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支持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反对“左”倾路线。

　　1933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8月，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6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随后，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月，随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1939年7月3日，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同卓琳结婚，后一起回到太行山。

　　1942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

　　1943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五年来对敌斗争作了系统总结，概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敌斗争的重要经验，并提出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10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工作。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时，与刘伯承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扩大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四个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9月至10月，为反击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同刘伯承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6年8月至翌年1月，与刘伯承先后组织指挥了陇海、定陶、鄄城、滑县、钜（野）金（台）鱼（乡）等战役。

　　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30日，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同刘伯承率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

　　1948年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5月，与刘伯承发起宛东战役。7月，与刘伯承发起襄樊战役。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任政治委员。3月，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至5月，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闽等省广大地区。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至12月，同刘伯承等率部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11月23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2月2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建设国家时期

　　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本年，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1年领导进军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7月，调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

　　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57年11月，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1月至12月，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的说明。

　　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1年3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作反对平均主义等问题的发言。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8月至9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

　　1962年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

　　1963年7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1964年6月19日，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1965年3月，针对江青等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作品的错误批判，在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

　　1966年3月至4月，在西北地区视察工作。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失去一切职务。

　　1969年10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

　　1972年8月3日，致信毛泽东，希望再为党和国家多做几年工作。毛泽东批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4年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年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受到错误批判。

　　1976年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被撤销一切职务。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时期

　　1977年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批转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5月24日，同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8月至9月，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领导和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3月8日，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系统地论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9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到东北三省、河北省、天津市视察，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0月22日至29日，访问日本，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向前发展的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1月28日至2月6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4月至5月，多次谈话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强调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5月31日，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农村政策问题，强调要因地制宜，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特权现象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干部队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9月，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4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强调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以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定了基调。

　　1983年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发行。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2月，在视察广东、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不会变。6月30日，会见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检阅部队并讲话。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0月，多次谈话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根本政策；对内搞活经济，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现在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教、文化等领域，是全面改革。12月19日，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讲话。随后作即席讲话，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理论学习。

　　1986年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指出，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3月5日，对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3月28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草案时讲话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9月至11月，多次谈话阐述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87年1月至3月，针对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闹事，多次谈话指出，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2月6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4月13日，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阐述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证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不变。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谈话时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实现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1月，根据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8年1月23日，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月12日，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指出，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中央要有权威。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谈话时提出，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搞经济建设。3月4日，同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中国不允许乱。十年来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动乱，两次发表谈话，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动乱、稳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5月16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5月至6月，在平息动乱前后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在谈到当务之急时强调，要在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方面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常委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促使我们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三部曲”发展战略目标，都没有错。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照样干下去。6月，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8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发行。9月4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对国际局势我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

　　1990年2月17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3月3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91年1月至2月，视察上海。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提出，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8月20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1992年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要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加快发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邓小平会见了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

　　1994年11月2日，经修订增补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