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窦初开时，与心仪的一位异性同学隔窗说了平生第一次悄悄话：好好学习吧，我们争取都考大学。可见大学的梦想，在我们那代高中生心中是怎么的分量。

　　那是1972年，文革的烈焰渐渐熄灭火舌，高考中断6年后，周恩来总理有意恢复。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心里燃起了继续深造的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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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高考制度在这年底被称作“回潮”受到无情地批判，对周恩来的含沙射影日渐明晰。1973年2月，简单的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务农。

　　先是为生产队放鸭，赶着几百只鸭子跑遍周边的河塘湖堰，空闲时也还一书在手，守候着一个微茫的希望。这种手持长竿“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日子大约过了一年，我又参加公社组织的“三治”一线去治山治水治土。沿着一条河两岸的村庄安营扎寨，在半饿半饱里开山炸炮、抬石头、修河坡，拿过十多年笔头的手，已满是老茧。过重的体力劳动让人没有别的愿望，能吃饱睡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书，与我久违了。至于大学梦，在我高中毕业四年之后，已经消磨得荡然无存。我写信给我当工人的父亲，为我准备一些斧凿锯刨之类，那年底，父亲如数带回这些家伙，我的人生初步定位：乡间木匠。

　　锯还没有来得及安锯条，刨还没有来得及安刨刀，1977年10月，一个消息突然从公社高音喇叭里传来：国家正式恢复高考，考试定于12月上旬。

　　尽管我在当时初高中里还算佼佼者，但我只能暗暗兴奋。丢了五年书本，能在两个月内重拾，教育革命里读过来的初中高中，能够应付高考试题？白天劳作，晚上还得加班到9时才能休息，何来准备时间？那个民间视读书如怪的年月，我只好用双层油毡封紧窗口，床上方屋瓦檩条下面，油毡铺两米来长，用粉笔写上数学公式，躺下好时时温习。一支蘸水笔一瓶墨水外加一些废纸，是我难得的文房三宝。农村经常停电，每家一个月只供250克煤油，一位老师隔三差五到大队轧米厂讨一酒瓶柴油，便化作我小房里难得的光明。

　　考试临近，最着急的有两件：一、没有钢笔，蘸水笔当然可以拿到考场，但它可能误时；二、没有记时器。还是那位老师借我一支钢笔，解了燃眉之急。至于手表，我的一位当兵回来的同学，说他不参加高考，借我三天。待我第一天考完语文走上讲台交试卷时乍看后排，那位同学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我的感激我的愧疚一时决堤，眼眶潮润着走出考场，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竟是这般动人心魄。

　　1977年12月上旬考试，过了春节，便是春风送暖的日子，我收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回眸高中毕业，已整整五个年头。如今又26年过往，前述的琐碎往事一直萦绕心头，这些事如今说起来仍然尴尬。当年仓促上阵正是因为熄灭了希望，猝不及防的不仅是我，还有我同时代的所有兄弟姐妹。国家在文化上休眠甚至倒退了十年，是一位伟人复出，才出现了转机，才使这个百废待兴的民族，一件件有了恢复与振兴的可能。后来才知道，1977年8月，邓小平邀请全国30多位科学家座谈，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从而在当年就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几十万青年的命运。还有一点至今不知道，那就是我的高考分数。但它已无关紧要了。

　　作者：李未熟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