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在“郎顾公案”中，资本的表现值得关注，同样，经济学家的表现也耐人寻味。

　　有文章在分析经济学界为何对“郎顾公案”集体失语时，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院派”；一类是效力于投资银行的“商业派”；还有一类是服务于政府和公共利益的“政策派”。“学院派”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商业派”牵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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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政策派”则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上述分析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还没有说到根子上。根子在于制衡资本的力量和经济学家保护机制的缺席。而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我们还是从“郎顾公案”谈起。郎咸平“炮轰”国内明星企业，直指MBO，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当前“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一问题其实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社会不公的折射。

　　简单地说，社会不公指的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错位，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多。比如，在MBO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是企业的经理们，而受损害最大的是企业的职工以及二级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原因在于中国改革是一种借助于政府权力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但又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因此，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现象很普遍，特别是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非常严重。

　　对于社会不公及其背后的原因，经济学家有责任指出来，并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正这种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错位的现象。为此，就需要一种力量，来监督和制衡强势的资本和经理层。目前我们充分意识到了对权力必须进行监督，但对资本，因为其表现的曲折和隐晦，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问题在于，在企业的改制和改革中，谁来监督和制约资本和经理层？现在看来，主要是靠媒体尤其是经济学家。这既是由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所决定的，更在于经济学家具有专业知识，能够洞察资本的复杂运作过程。比如郎咸平，他有能力透过格林科尔一系列人为复杂化的资本运作，拆解出清晰的线索。而普通百姓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即使有心来监督，也无法做到。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你可以为资本说话，他也可以为劳工呐喊，只要每个人都本着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违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良心，就没有所谓人格的高低之分。但是，作为一支监督和制衡的力量，仅靠经济学家的“良心”是不够的，社会还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来保护经济学家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不会因担心出现各种问题而顾虑重重或遭受打击。

　　现实是两方面都缺。从经济学家一面来看，正如前不久去世的杨小凯所说：“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从社会的保护机制这面来看，少数学者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都惹上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所以，经济学界对郎咸平表现出的集体沉默，实际上暴露出了社会制衡力量和保护监督的机制的缺席，从这个角度看“郎顾公案”，将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