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素彦落网了。这位至少有6年贩婴经历的中年妇女，是在一次例行出城登记中被抓获的。

　　两个多月的艰苦侦查，一个超过百人的贩婴团伙渐渐浮出水面。截至7月30日，警方初查涉案婴儿7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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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起被定为“5·11”特大系列贩卖婴儿犯罪集团的案件，在全国是罕见的。它成为今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第20起案件。

　　骇人听闻的是，被贩婴儿最小的仅仅出生2小时，大的也只有100个小时。

　　盘问 截获贩婴者

　　44岁的马贵忠是任素彦的丈夫，他比妻子大1岁。5月11日晚，他们花1200元钱租了一辆红色捷达出租车准备去北京。

　　22时20分，出租车来到呼和浩特市塔利村，停在呼市公安局在110国道边设立的治安岗亭(出租车出城登记站)前。

　　“去哪儿？”“北京。”“几个人走？”“两个人。”“不对。是三个人，还有一个小孩儿。”出租车司机的更正，引起三中队中队长乔玉俊、副中队长张瑞民的注意。

　　“孩子多大？”“二十多天。是我小姨子生的，送北京亲戚。这么点儿的小孩儿还用登记？”马贵忠答话时神色有些慌乱。“你小姨子是哪儿的？”很平常的一句问话，马贵忠竟然答不上来。

　　一看出租车里的婴儿，还闭着眼睛。明明是刚出生的，怎么说二十多天？为什么要说假话？难道小孩儿的来路有问题？两名干警立即将马贵忠和任素彦分开进行询问。

　　“小孩是我妹妹生的，她不要了，我要抱养，准备到北京去做个体检。”任素彦的回答与其丈夫明显不同。

　　“呼市有那么多大医院，还用去北京？”任素彦无言以对。

　　“到底怎么回事儿？”干警的口气严肃了。

　　发觉无法过关，他们老实交待：“孩子是从呼市一家小诊所买来的，给了产妇1000元钱营养费，给了大夫800元接生费。由于误了长途客车，准备连夜往北京送孩子。”

　　听到报告后，公交分局领导指示：立即调查取证。在任素彦带领下，干警找到那家诊所。大夫证实，孩子确实是他们以1800元的价钱买走的。

　　任素彦后来说，是女婴，准备5000元钱“出手”。

　　搜查 牵出惊人大案

　　麻花板村地处呼市城郊结合部。沿着一条不是很直的水泥路，记者来到任素彦已经租住了9年的院子。任素彦的家坐东朝西，不足18平米。门锁上的灰尘告诉记者，这房子的主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

　　因为从来也没见过他们把婴儿抱回家，邻居们听说贩卖婴儿的事儿，都感觉奇怪和惊讶。

　　但就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跨越全国四个省份的贩婴网络，任素彦的“买卖”也达到高峰。在2003年，平均不到10天就“出手”一个婴儿，最多的一个月贩了7个！

　　5月12日，张瑞民等3名干警搜查了这间平房。

　　房间里摆设非常简单，一面炕，一张床，一只大立柜，一台旧彩电，在缝纫机上供着一尊佛像。床上、炕上横七竖八放着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婴儿用品，有尿不湿、尿垫、毛毯、宝宝服、奶瓶、奶嘴、奶粉等。任素彦很镇静，说这些是她做生意没卖完的存货。

　　但搜查至床角时，她开始紧张得语无伦次：“那里是些乱七八糟的破烂，不用搜。东西在上面，底下还能放些什么？”越是不让搜越是得搜。

　　几张写满字的硬纸片引起张瑞民注意，正要拿起来端详，想不到任素彦一下子扑上来，抢过一张记着电话号码的纸片就撕！

　　仔细一看，记录的内容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原来，4张撑衬衣的硬纸片上竟然记录了贩卖46个婴儿的惊人大案！

　　其中一张纸片上歪歪扭扭写着：“2003年收入”，底下按编号分别记录了每一个婴儿的来源、成交价格、挣钱多少、买主以及联系人、电话或住址等。当场搜获的，还有赃款2.96万元，存折一个(6.5万元)，婴儿出生证、照片等。

　　看了这些证据，刑警出身的公交分局局长张毅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起重大的贩婴案件。当即抽调占分局近三分之一警力的五十多名干警成立“5·11”专案组，确定了“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流出地后流入地”的工作思路。

　　此案引起自治区及呼市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侦查到底，办精品案件。6月7日，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公安部在福建专门召开了12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侦破贩卖婴幼儿案件协调会，会上指定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李铁丰、呼市公安局副局长赫峰为破案责任人。

　　会后，河北警方立即行动，先后抓获并确定犯罪嫌疑人6名。

　　建网 买卖一条龙

　　41岁的杨桂英，目前被查证涉案7起。

　　1997年，杨桂英的前夫在河北老乡王元东的担保下做苹果生意，结果赔了钱。几个月后，王元东开始频繁催要货款。1998年，王元东到呼市要账时结识了杨桂英。他们商量：“钱是实在还不上，惟一的办法是抱个孩子回河北卖了，赚了钱，把账还上。”结果，他们贩了一个男婴，卖了九千多元钱，王元东把担保的4000元苹果钱还上了。

　　这是杨桂英第一次通过王元东寻找买主。随后，又有几桩“买卖”做成了。

　　刚开始，王元东骑着自行车打听消息。后来，就有乡亲专门托人找他了。

　　1998年，杨桂英的前夫又为她引见了一位老乡，这个人就是任素彦。她们很快就开始结伴儿“做婴儿买卖”。挣到钱，一人一半儿平分。

　　再后来，家乡人就都知道了，“要抱小孩，找王元东”，“要抱小孩，找任素彦”。

　　就这样，通过“人托人”的办法，他们在河北沧州、定州等地迅速建起了“一张网”。2003年至今年5月份，“共有25个婴儿通过这张网完成交易”。

　　“生意”越来越好。骑着自行车，任素彦更加频繁地进出呼市城郊结合部的小诊所。不过，只有在接触几次以后，她才会给诊所发一张电话条，并嘱咐：“有不要的小孩，与我联系。”而在她买走小孩时，一定要将那张电话条收回。过几个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才会再上门发一张电话条。

　　时间不长，“提供货源”的“另一张网”在呼市郊区悄然形成。专案侦查组组长刘二成分析，这个网实际上就是“以亲情、乡情为依托，以个体诊所为目标，以金钱为诱饵”而迅速膨胀起来的。

　　警方介绍，进入网络交易的婴儿叫做“货”，每一次都是任素彦等人亲自“上门收货，然后再送货上门，一条龙作业”。警方说，这个贩婴团伙效率很高，多数婴儿在出生几天内就能“成交”。

　　比如，被警方查获的那个女婴在5月11日下午四点多出生后，晚上8点30分就被任素彦“买”走。“如果顺利过关的话，最多再有八九个小时也就卖出去了。”乔玉俊中队长说。“为什么急着连夜租车送货？”“婴儿刚出生不用咋喂养，好侍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实际上，至少有四五个婴儿在贩卖途中夭折了。

　　作孽 动因是“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真真切切地印证了这句话。讯问笔录中，记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高悬的“利”字。

　　任素彦获利最多。在她的“贩婴记录”中，2003年至被抓前，共贩婴儿46名，“收入”总计十二万余元(其中有3个女婴未记录利润)，平均每个婴儿获利2850元。

　　可以看得出，男婴比女婴“更能挣钱”。记录中，共有30个男婴，挣了近十一万元，平均每个能挣3645元。单宗最多挣到7000元，最少650元(只一笔，卖给另一个贩婴者)。女婴共16个，挣了1.33万元，平均每个能挣1023元，单宗最多挣到1600元，最少350元。

　　警方估计，初中文化程度的杨桂英通过贩婴至少挣了两万多元钱。

　　王元东说：“我开始没意识到是犯罪，也不懂法。一方面我这两边都办了事儿，另一方面我也不白跑一趟，得着钱了，就这样做了。”“每次她们(任素彦、杨桂英)都给我300元钱。”有的中间人曾经被警方处罚过，但“他们换个地方，照搞不误”。

　　中间环节是由小诊所大夫、贩婴者的亲戚朋友、出租司机、医院勤杂人员等组成的，其中，涉及小诊所11家、医院4家。

　　诊所大夫中，最多的给任素彦“介绍”了6个婴儿。由于他们大大尝到了甜头(每次任素彦多给接生费二三百元)，有的不仅“介绍”自己诊所出生的婴儿，甚至干脆自己做起中间渔利的“买卖”。

　　5月12日，一个未婚女青年生了一个男婴。婴儿的表亲舅舅介绍给诊所大夫张某，张某以2500元“买进”，又以8500元“卖出”，几个小时就从杨桂英那里挣了6000元钱。这个表亲舅舅也“忘不了揩油水”，他只给了产妇1300元，自己将1200元装起来“交了房租”。而婴儿的亲人还很高兴，以为他给联系了个好人家呢。

　　对于这些联系人，任素彦说多数已经记不得或找不到了。而记得她的联系人都说，那个女人特厉害，“脑子活泛，一个顶三个，谁也说不过她。”“搞价的时候，她只让当事人在场，其他人一律打发走，而且多是一口价，她说了算。”

　　中间环节多了，市场需求增了，婴儿价格一路上扬了。“男婴最高卖出价达到1.3万元，女婴也在5000元以上。反过来，走高的价格更刺激了各个环节的积极性。”

　　还有一件事要说明。在讯问笔录中，警方问任素彦：“为什么做(贩婴)记录？”她答：“因为担心时间长了记不住，所以就记在纸上，等我老了以后，到这些人家去看一看，看这些孩子干什么，有出息的、挣了大钱的，我还能沾点儿光。”

　　沾什么光任素彦没说，“可能念念不忘的，还要获得‘余利’吧。”大家一致推断。

　　打击 三个环节同时治理

　　内蒙古一位社会学专家说，贩婴，实际上潜存着一个市场———供需双方都存在。对于这个利益链条，中间环节一定要依法制裁。但也不能忽视其它，需方是基础，供方是关键，对这两个环节也要加强治理。“只有三管齐下，才能根治恶疾”。

　　众多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印证了这一观点。

　　先看需方。河北警方作的讯问笔录显示，当事人都是在闲聊中表达了买儿子的愿望。“没儿子不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男孩儿吗？男孩儿就要”，“他家有3个女儿，没儿子，我问他要不，他说要”，“我们村的某某也有儿子了，我也想要一个”……看得出，“养儿防老”、“无后不孝”、“接续香火”、“重男轻女”等不健康的封建观念在农村仍然有市场。王元东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有时候他们连续找，乡里乡亲的，真不好推，只要孩子没毛病，抢着要。”

　　再看供方。为什么不要孩子？生了个性别不如愿的，不想要；个别未婚私生子，不能要；超计划生育的，不敢要；家庭条件困难的，要不起；有的是做了节育手术后又怀孕的；还有的是专门到城郊结合部租个房子“生娃娃”。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农村出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什么在个体诊所生？因为“接生便宜，联系方便，认识人少，管得松”。

　　任素彦、杨桂英等人也有话说：“我是做好事了。一不偷，二不抢，他们不要，我给孩子找个好归宿，起个中介作用。只不过是挣钱了，不应该挣钱的。不挣钱的话，是行善积德了。”

　　让人气愤的是，婴儿的亲生父母根本不知道任素彦们已把自己的骨肉当作商品出售了！每次，她都说是自己不生育了要抱养个孩子或者给其亲戚抱养，还要将抱养人家的条件大大夸赞一番。而与这些人贩子讨价还价的，有婴儿的奶奶、姥姥、舅舅等。

　　记者试着将“贩婴”字样输入网络，上百条信息立即弹跳出来，记者发现，全国许多省份都存在类似情况。

　　“这对我国新时期人口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从严管理，源头防范，全社会行动。要转变农村生育观念；加强小诊所、医院勤杂人员管理，特别是城郊结合部位的人口管理，减少不合理生育；按照收养法规范收养行为，避免私下交易；加强性科学知识教育，适时修改婚姻法，减少和保障非婚型生育。”

　　“当然，仅靠公安一家也不行。特别是当前现实存在和法律滞后之间的矛盾，应当迅速解决。”这位专家表情凝重。

　　对策 重建生育伦理责任

　　截至7月30日，“5·11”专案组已经抓获涉案人员102人，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7人(批捕20人)，依法作出其它处理的65人。

　　记者了解到，警方需要进一步查证落实的婴儿还有二十多个。为寻找一个孩子的亲生父母，民警们经常加班加点，挨门挨户调查取证。因为只有在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才能“想起来”并承认“有这事儿”。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精明的狐狸也逃不脱好猎手的追踪。专案组组长张毅说，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斩除罪恶。

　　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穆治锟博士分析：“贩婴罪恶至少有三。剥夺了被贩卖的婴儿身世知情权和亲情享受权；在低道德风险和高利润回报中膨胀了非法生育；可能导致近亲结婚的悲剧。”

　　穆治锟博士称：“生育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一定要以‘责任伦理’为依托，负担起对孩子、对社会的责任。否则，就是对孩子和对社会的犯罪。一些人敢于肆意践踏法律和生育的责任伦理，出于知识和道德双重贫困。知识贫困导致了对法律的无知和不尊重，导致了人类行为外部约束机制的失效；而道德贫困则导致了对因果律的轻视和自我约束的松懈。一定要杜绝生育商品化、市场化倾向，就必须深入到文化、伦理、制度的根须处去寻求答案，重建生育的责任伦理。”

　　记者特意找到从河北执行任务回来的民警询问这些孩子的状况。他们说：“这些孩子被当宝贝看，让家长说明孩子的情况、线索，都十分配合，但就是不让见孩子，咋说也不行。”

　　记者默默祝愿，婴孩健康成长。(史万森 刘海青 朱寅峰)（来源：法制日报）